清代学者焦循曾在《易余龠录》中说“一代有一代之胜”，并选取楚*、汉赋、魏晋南北朝隋唐诗、宋词、元曲、明代八股文为各个时代的代表文体。后来有人将最后一项改为明清小说，这是符合我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实际情况的。在所有的文学式样中，明清两代独领风*的确实是小说。而其中又以章回小说为代表。

章回小说又称中国古代长篇通俗小说。由宋元长篇说话嬗变而来，是中国古代小说中与笔记、传奇、白话短篇分途并行的一种文学样式。它的创作业绩，体现了中国古代小说的主要成就，是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代表意义的文体。

唐代的俗讲变文一直被学术界称为是章回小说的远祖。指的就是章回体小说与俗讲变文之间的一种比较久远的师承关系。俗讲由佛家讲经衍出，所谓“俗讲”，即中唐以后的一种讲经方式，是和尚在寺里讲经的“话本”，采用说唱结合的方式，描摹表演，比较具有趣味性。因为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其教义精深繁富，不易领悟，俗讲则将深奥的佛经文学化和通俗化，并且与说唱艺术结合。唐五代时有种说唱变文极为盛行，叫做“转变”，变文，就是转变的底本。“变”即为变更、变化，使高深道理通俗化。变文可以说是彻底的民间文艺，它是一个人就能说唱的讲经文。

由此可见，俗讲变文其实就是通俗方式下的佛家讲经，陈寅恪先生曾讲过：“自佛教流传中土后，印度神话故事亦随之输入，观近年发现之敦煌卷子中如《维摩诘经文殊问疾品演义》诸书，易知宋代说经与近世弹词章回体小说等都出于一源，而佛教经典之体裁与后来小说文学盖有直接关系。”由此足见，章回体小说与俗讲变文之间确有渊源。

不过，俗讲及变文对章回小说的影响，并非直接的，而是经由“说话”艺术这一中介发挥作用。

“说话”就是讲故事，是一种有悠久历史的民间艺术。是说书、评弹等艺术形式的鼻祖。

随着李唐王朝的解体与坊市制度的结束，经五代纷争到宋朝建立，商品经济有了较大发展，城市规模逐渐扩大，城市文化空前繁盛。这为市民文艺的发展奠定了充分的基础。而在唐代开始繁盛起来的说话，更是吸收俗讲、变文艺术的经验，到宋元有了质的飞跃，成为当时市民文艺的主要形式之一。

随着市民欣赏水平及日益高涨的精神文化需求，宋元的说话艺术出现了“虽有四家数，各有门庭”的局面，四家数指的是：小说(古称银字儿)、铁骑儿、说经、讲史。由此，有固定体制的话本也相继产生。话本，就是说话的剧本，它是处于讲俗变文与章回体小说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

学界一般认为章回小说是在宋元话本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胡适认为“宋朝是章回小说发生的时代。 如《宣和遗事》和《五代史平话》等书，都是后世章回小说的始祖。”宋元话本直接继承了唐代俗讲变文的许多文体特征，例如：宋代话本有“入话”、“收尾”的特殊艺术形式就跟讲俗变文中的押座文、解座文十分近似。所以，论起明清章回体小说的母体还要数宋元话本。

话本小说对章回小说文体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章回小说的文体形态特征几乎都能在话本小说中找到遗传因子。俞平伯即据“起首有楔子”、“起首有诗、结尾有诗”、“书分章回”等特征而认为章回小说乃“话本之肖子”。

如果从小说的结构体制来说，则不管“讲史”平话还是“小说”话本，都与章回小说存在传承关系。胡士莹在《话本小说概论》中将话本的结构体制分为题目、篇首、入话、头回、正话、结尾六个部分，如果按照各部分的结构功能归类，则可将篇首、入话、头回并为一类，视为导入部分，正话是小说主体，这样话本小说的结构体制实际上包括四个部分：题目、导入部分、主体部分、结尾，而一部完整的章回小说也相应地存在这四个部分，从中我们也不难看到两种文体之间传承关系。

章回小说既然由宋元时的说话艺术和话本小说脱胎而来，则免不了带有这些艺术形式的影子。同时，在经过文人们不断的发展演进中，又增加了其更多新的特点。

一、以分回标目的形式划分叙事段落分章叙事。标明回目，是我国古典长篇小说特有的体式特征，故称为章回小说。这与宋元说书艺人讲较长历史故事，一次讲不完而分段进行有关。这种分回的做法，对章回小说家集中力量经营好每一回书非常有利。回目要尽可能概括所说故事的重要内容。早期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回目都是七字的单句，如“祭天地桃园结义”、“刘玄德斩寇立功”等。到了《水浒传》，由单句变为了偶句，如“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花和尚倒拔垂杨柳， 豹子头误入白虎堂”等。这种形式，发展到后来对句越来越讲究，要求对仗工稳，平仄和谐，甚至如《红楼梦》等小说的回目还有些许诗意。而从回目标题，亦可见作者文学素养的高低。

二、继承“说话”艺术的叙事方式。章回小说继承宋元“说话”传统，作者始终扮演着说话人的角色，采用“说给人听”的散说为主并间以韵文的叙事方法。

作者创作时虽然已经脱离了说书场，但仍遵循“说话”艺术的基本要求。“话说”、“且说”、“但见”之类，仍是叙事和描写的常见方式。

在讲述过程中，作者可以任意中断情节的发展，向读者进行解释和评论。讲史艺人为吸引听众下次再来，往往在情节紧要关头突然打住，留下悬念。这种叙事技巧也为章回小说所继承。在每回结尾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套语结束。 后来虽完全摆脱由说到听的模式而转为文本阅读模式，但仍保留着某些说书习惯用语的痕迹。

三、作者采用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章回小说继承说书艺术采用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叙事人无所不在，无所不知，可以随意说出书中任何一个人物都不可能知道的秘密。对人物的外表与内心，对事件的前因后果，似乎都在他的掌握之中。有些章回小说家为了更深入地表现人物个性和内心世界，不满足于这种全知视角而兼用由作品中的人物自己去看去听、去感受的限制视角。如《水浒传》写宋江眼中看到了莽李逵，李逵眼中看到了黑宋江。这种运用人物视角的笔法，到了《红楼梦》已成为作者常用的手法。

四、丰富多彩的叙事结构。小说结构的主要内容是对情节的组织安排，使整部小说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内容不同，结构也随之不同。为了适应讲故事的要求，章回小说大多采用单线组合的结构形式，由一个个故事连缀而成。故事较长的则组成情节单元。情节单元常由三个回合组成，如“三顾茅庐”、“三打祝家庄”、“三调芭蕉扇”等。早期的章回小说，以《三国志通俗演义》的结构较为复杂，由多线交叉组成。到了《金瓶梅》，采用了网状结构新形式，并为《红楼梦》所继承和发展。世情小说表现复杂的社会人生，其内容千变万化，叙事结构也随之千变万化。单线组合、单线纵贯、多线交叉、网状交织是章回小说叙事结构的基本形态。

五、缓急有致的叙事节奏。讲故事要能吸引人抓住人，必须适应听众的欣赏心理需求。因此，说话艺人特别讲究掌握故事发展的快慢、紧松、起伏等变化。章回小说写给读者看，同样需要适应阅读心理，注意艺术节奏。

古典小说评论家深知此中奥妙，通过各种方式阐明安排好艺术节奏的重要性。《三国演义》第七回讲袁绍和公孙瓒、孙坚和刘表之间混战，接下去第八回却转而叙述貂禅的故事，毛宗岗批道：“前卷方叙龙争虎斗，此卷忽写燕语莺声，温柔旖旎。真如铙吹之后，忽听玉箫；疾雷之余，忽观好月。”就是讲究掌握节奏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六、通俗化的叙事语言。唐代传奇以文言文为主，宋元“说话”转为以白话为主。章回小说继承宋元“说话”传统，叙事语言力求通俗化大众化。但当时的书面语言仍是文言文。章回小说为了雅俗共赏，在白话中夹杂古文词语及引用融汇诗、词、歌、赋、史传文学，也是很自然的。

《三国志通俗演义》利用了《三国志》史料等原因，名为“通俗”，实则“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相比之下，《水浒传》采用老百姓口语，可称为名副其实的长篇白话小说。《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则是经过精心提炼的白话而更富有文学色彩。

若从反映社会、描写现实的广度和深度来看，无论哪种文学样式，包括诗词、散文、史传文学、戏曲或者是短篇小说，都比不上长篇小说。中国古代章回小说对明清社会现实的反映再次证明了这一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章回小说对明清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各个方面都有深刻而细致的反映，它是明清社会全景式的形象再现。

元末明初，社会动乱，豪杰并起，“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其实不仅是宋事，亦包括当时现实。《水浒传》、《三国演义》中对古代社会的描写，正是元末混乱现实的显现，其中寄托了作家希望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人民富裕的政治理想。

晚明政治日坏，党争激烈，权阉专政，外患未平，内忧又起，农民起义成燎原之势。面对如此形势，文人忧心如焚，此时的章回小说放弃了以前的以历史为题材的作法，大量时事小说迅即产生，其中《魏忠贤小说斥奸书》、《梼杌闲评》等章回小说堪称代表。

总之，有明一代之政治大事、历史演变大都可以从小说中得知大概。清代章回小说亦是如此。

不仅政治，社会风气更可以从小说中得到明证。明代中晚期，皇帝崇信道教，侈谈长生术、房中术，耽于淫乐，社会风气日坏，于是就出现了《如意君传》、《金瓶梅词话》等世情小说。

除此之外，其它的小说的题材还有写爱情的、讽刺现实的、写神怪的、写宗教的等等。

总之，可以说明清时代的任何角落、任何人物都可以在章回小说中找到它的影子，所以有人把章回小说称之为稗官、野史，以弥补正史记载之不足，是有一定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