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3期】聂菲璘：《群书治要》：历久弥新的治理智慧
唐太宗李世民为了知前世帝王治理得失，令魏徵等社稷之臣从五帝至晋朝之间的经、史、子部典籍之中，撷取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要，编纂成汇集了经世治国智慧精华的“帝王学”参考书――《群书治要》。《群书治要》不仅是魏徵向唐太宗进谏的重要理论依据，也是唐太宗创建“贞观之治”的思想源泉和理论基础。
《群书治要》成书后主要流传于宫廷，并未广布，加之战乱，传至南宋只余十卷残帙，《元史》已不见著录，只有魏徵序言被《册府元龟》收录而留存。幸而《群书治要》被日本遣唐使携回日本，保存并流传至今。《群书治要》传入日本后，被日本皇室及大臣奉为圭臬，日本皇室更是确立了系统讲授《群书治要》的传统。细井德民《刊群书治要考例》云：“谨考国史承和、贞观之际，经筵屡讲此书，距今殆千年。”林信敬《校正群书治要序》云：“我朝承和、贞观之间，致重雍袭熙之盛者，未必不因讲究此书之力。”这充分说明了《群书治要》在成就日本平安前期繁荣局面中所起的作用。
嘉庆元年（1796），《群书治要》从日本回传中国。据《清实录德宗实录》记载，光绪十二年（1886）四月，皇帝殿试策问天下贡士，第一道试题便是论述帝王诚正之学如《帝范》《群书治要》《帝学》的精义。试题由读卷官所出，光绪帝钦定。问及此书精义说明《群书治要》作为“帝王学”之书的价值已被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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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科研是出重大成果、出一流人才、出原创思想的科研，而这些都依靠杰出的个人创造力。正如爱因斯坦所指出的：“科学史表明，伟大的科学成就并不是通过组织和计划取得的，新思想发源于某一个人的心中。”李醒民教授强调，在学术创新和思想创造上，是个人主导的个人行为，也就是说，思想是个人的。团队的灵魂人物决定团队达到的高度，笔者提出“PI（Principle Investigator，学术带头人／项目负责人）限高”原理，即一个团队或项目组的水平取决于学术带头人的水平，而不取决于团队中水平最高的学者的水平。基础研究、理论研究、重大问题研究等卓越科研是一流人才的事业，只有一流人才作为学术带头人充分发挥作用，才有卓越科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卓越科研体系中上升为“尊重原始创新、尊重一流人才”。
原文链接：打造以一流人才为中心的卓越科研体系
新就业形态在我国疫情防控期间于“稳就业”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它也存在着下列几个瓶颈问题：第一，新就业形态的统计体系仍不完善。第二，劳动关系难以界定。第三，教育和技能培训体系还未能完全满足新就业形态的需求。第四，劳动者缺乏话语权，存在一定安全隐患。针对新就业形态所面临的上述突出问题，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做文章：
1.加大政策宣传。利用各种媒体，广泛宣传新业态从业人员和灵活就业人员权益保障及参加社会保险相关政策，营造新业态从业人员和灵活就业人员依法维护自身权益和依法参保、自愿参保的社会氛围。
2.拓宽就业渠道。针对该群体中部分人员年龄偏大、就业能力低的问题，大力开发困难劳动者就业岗位，组织劳动者在家门口就业，以提高其收入，确保就业困难群体参加社会保险并“老有所养”。
3.完善参保政策。进一步完善适应新业态从业人员和灵活就业人员要求的社会保险政策和服务机制，将其纳入社会保障覆盖范围。
4.加大执法力度。加强对新业态用工的劳动保障监察和日常巡查，及时发现、处置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原文链接：后疫情时代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护
没有创新理论指导的实践，很可能就会出现颠覆性或者是全局性失误，我们的事业就可能毁于一旦。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成功，冷战结束后世界社会主义万马齐喑的局面得到很大程度的扭转，共产主义大失败的论调得到很大程度的扭转，社会主义在同资本主义竞争中的被动局面得到很大程度的扭转，社会主义优越性得到很大程度的彰显，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得到很大程度的提升。“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这种转变是从苏联解体以来世界社会主义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但应该清醒地看到，这种转变并没有最终完成，还在进行中，如果没有理论创新，这一重大转变也许最终难以完成，或许还会使世界社会主义再次陷入低谷。
原文链接：理论创新的根由
首先，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关键。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我国农业劳动力生产率为3830美元/年，仅为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12%，甚至低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为应对这个问题，一方面要靠分子效应，即依靠科技提高单位劳动的农业增加值；另一方面要靠分母效应，即通过向非农产业转移减少单位产出使用的劳动力。
其次，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化助力经济增长。按照OECD研究人员的估计，农民工获得城镇户口后，其他条件不变，消费支出即可提高30%。如果继续促进劳动力转移，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他们的消费也可提高30%。可见，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可以大幅度扩大居民消费需求。
再次，规模经营既有潜力也有需求。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曾经指出过农业生产要素的“不可分性”具有特殊的表现。这里，农业生产托管就是解决不可分性、实现规模经营的典范。目前，我国托管面积亩次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2/3，这种降成本增利润的社会化服务的推广，就是在稳定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前提下中国特色的规模经营道路。
最后，科技创新和科技向善。金融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市场创新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包括猪循环的难题。难点不在于创新能力，而在于农业比较效益低、在技术上存在免费搭车现象，因而不能产生创新激励。因此，第三次分配领域不仅要倡导慈善事业，更主要的是鼓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包括倡导科技向善。
原文链接：破除二元结构的紧迫性与机遇并存
来源： 光明网-学术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