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全称《春秋左氏传》，儒家十三经之一。《左传》既是古代汉族史学名著，也是文学名著。《左传》的诞生，不仅与其作者的史学、史才、史识密不可分，更与其作者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作为中国古典史学的开山之作，它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变革时代。在剧烈的政治与社会变革之中，涌现出一批文学游说之士。他们著书立说，招收门徒，组成学派，彼此间展开激烈的争论，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政治与社会的变革，文化的繁荣，为《左传》的成书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百家争鸣中，诸子探讨历史的热情空前高涨。然而，“诸子百家多起于民间，与官府隔绝，没有机会读史书和档案，未受过史官的教育和熏陶，他们所有一些历史知识多得之于传闻，不辨真假”。同时，过去那种片段的、零散的历史记事，也容易造成人们对历史认知的严重分歧，如《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载，孔门后学对《春秋》的解说，“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战国时代迫切需要一部以叙事的方式全方位叙述历史的史书。

《左传》正是适应时代需要而产生的一部史书。关于《左传》一书的作者，众说纷纭。多数学者认为，《左传》由左丘明创作，经其后学增益而成。左丘明是鲁国的瞽史，大约与孔子同时。左丘明创作《左传》，得益于他的史官身份，也得益于时代的变革。一方面，作为史官，左丘明精通周代官学，能够掌握大量史料，具备创作《左传》的便利条件;另一方面，史官制度的衰落与士人自我价值的觉醒，又使左丘明能够突破传统的束缚，根据自己的史识和方法撰写史书。左丘明及其后学，在继承历史文化的基础上，撰成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叙事史，完成了一项前无古人的伟业。

除了时代的客观需要之外，大变革时代还为叙事史的创作提供了以下两个有利条件。

其一，私人著述的涌现与史料的剧增。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私学兴起和士阶层的活跃，私人著述空前增多。近二三十年来，出土的先秦简帛文献有大量的事语类故事，如前文所举的上博简与清华简的事语类故事等。此类事语类故事以记述人物间的对话为主要内容，有不少充满智慧的嘉言善语，有的还有精彩的情节描写。这些事语类故事，它们与《左传》的关系目前尚不能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类似的事语类故事曾于春秋、战国之际广为流传。大量私人著述的历史故事，不仅为《左传》提供了重要史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左传》的叙事方式。

其二，散文的勃兴与叙事艺术的进步。春秋、战国时期的私人著述，极为注重语言的技巧，注意逻辑、修辞与谋篇布局，重视运用形象化、故事化的表现手法。在文学上便表现为散文的勃兴。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的著作，文辞优美，风格各异，“如《论语》的雍容和顺、迂徐含蓄，《孟子》的灵活善譬、气势充沛，《庄子》的奇气袭人、想象丰富，《荀子》的层次清晰、论断缜密，《韩非子》的锋利峭刻、说理透辟，等等”，既是深刻的说理论文，也是优美的散文作品。可见，用生动的文辞著书立说，已经成为当时士人的普遍追求。《左传》叙事生动逼真，富有文学感染力，与春秋、战国时期散文艺术的积极影响有很大关系。

司马迁撰写《史记》，秦代以前的部分，主要取材于《左传》。司马迁的《史记》所开创的纪传体，是继《春秋》《左传》的编年体之后出现的一种新的史书体例。《史记》在体例上对成书于战国时代的《世本》有所借鉴，但《史记》纪传体的叙事范式与风格，更多的是受到了《左传》的影响。《左传》还以“君子曰”的形式，发表对史事的评论，这是中国史论的肇端。《史记》继承《左传》的“君子曰”，创立了“太史公曰”的论赞体例。这一体例为后来历代正史所沿袭。虽然在《左传》作者的头脑中，还没有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的明确概念，然而，出于全方位叙述历史的需要，他“选择某一史事中的一个关键时段或时点，把它作为时间坐标，然后把该史事系于其上，尽可能叙明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这样，便不自觉地创造了纪事本末体和纪传体的手法”。《左传》在编年叙事之中孕育了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的雏形，是中国史书编纂体例与方法的一个重大创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