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庞巴维克（Eugen Bohm.Bawerk，1851—1914）去世，熊彼特在纪念文章中写道，学者生命中的第三个十年是神圣的创造岁月，人一生的创造性贡献的基础，往往是在20~30岁之间打下的。人生第三个十年对学者的重要性，在庞巴维克身上得到了体现。这位门格尔的弟子、奥地利学派的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现代资本和利息理论的重要奠基人，在他29岁那年取得教授资格，30岁那年出版了奠定其学术地位的著作《从国民经济商品学的观点看法律与经济的关系》。
1921年，门格尔（Carl Menger，1840—1921）去世，熊彼特在其悼念文章中写道：“在他生命中的第三个十年，他的努力结出了累累硕果。那个少有的思想丰富的阶段，对于每一位思想家来说，都是出成果的最佳时期。”（注：J.A.熊彼特：《从马克思到凯恩斯》，70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门格尔的生平也证明了“神圣十年”在学者人生中的重要性。这位前维也纳首相办公厅的经济记者，当他发现主观需求与价格的内在关系时，沉浸在一种“病态的兴奋”中，深入研究和勤奋写作的结果是在1871年他31岁时出版了《国民经济学原理》。这本书的出版，同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1871）和瓦尔拉斯的《纯粹经济学要义》（1873）一道，掀起了经济学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场方法论革命——边际革命。门格尔凭借此书在33岁那年成为维也纳大学的特别教授，成为奥地利学派的创始人和导师。
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介绍休谟时也谈到“神圣十年”与学者创造力的关系，“创造活动是三十岁以下的人享有的特权。”（注：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19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休谟被称为是少年老成的思想天才。这位对哲学有着无限痴迷和执着的天生的思想家，21岁开始系统研究和写作，28岁出版了哲学巨著《人性论》，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他随后的哲学研究，在一定意义上是对此前研究的系统化和普及化。他分别于1748年和1751年出版的《人类理解研究》和《道德原理研究》其实是《人性论》的改版。
“神圣十年”在学者生涯中的重要性，在熊彼特身上有着最为深刻而鲜明的体现，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熊彼特是从自身经历得出“神圣十年”的结论的。
1901年，熊彼特进入维也纳大学学习，由于当时该校没有经济学系，他选择进入开设有经济学课程的法律系。熊彼特是1903年接触经济学的，一开始，他精读了门格尔的著作，然后是庞巴维克、杜能、历史学派和马克思的著作。为了研究瓦尔拉斯，熊彼特自学了数学并发现数学对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性。进一步，熊彼特阅读了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斯密、李嘉图、约翰·穆勒、马歇尔、费雪、克拉克、古诺、帕累托的所有主要的、次要的、被忽略的经济学家及与经济学沾边的经院哲学家和自然法哲学家的著作。熊彼特几乎读遍了那个时代所有的经济学著作，总共阅读了1000多卷。如饥似渴的阅读、殚精竭虑的思考，使得熊彼特的经济学知识迅速积累，研究能力不断提高。1903年，熊彼特在《统计学月报》上公开发表了论文，那时他才20岁。
1906年，熊彼特从维也纳大学毕业，取得法学博士学位。作为对此前门格尔和施穆勒之间长期的方法论论争进行深入研究和系统总结的结果，1908年，25岁的熊彼特出版了《理论经济学的性质和概要》，这是他的第一本学术专著。通过该书，熊彼特提炼了他“方法论个人主义”的观念，系统分析和阐述了理论经济学的性质、特点和基本结构。该书被认为是“强调‘理论经济学’或‘纯粹经济学’的经济学方法论的最具代表性的论著。”（注：理查德·斯威德伯格：《熊彼特》，36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太年轻了！这么年轻又这么才华横溢实在罕见。方法论问题对一门学科来说具有哲学的性质，研究这样的问题需要长期的积累和艰深的造诣。在这样的年龄，即使是很有天分的研究者，一般也是在写论文而...
《理论经济学的性质和概要》奠定了熊彼特青年经济学家的声望。1909年，在维塞尔和庞巴维克的推荐下，熊彼特被任命为维也纳大学政治经济学讲师，成为奥地利历史上获得这一职位的最年轻的经济学家。同年，熊彼特被委任为捷尔诺维茨大学副教授，成为这个国家最年轻的副教授。1911年，熊彼特又被格拉兹大学任命为政治经济学教授，成为奥地利帝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教授。这一年，他才28岁。
在捷尔诺维茨大学和格拉兹大学期间，熊彼特承担着繁重的教学任务。但凭着勤奋和天才，熊彼特写作出版了《经济发展理论》（1911）。《经济发展理论》是熊彼特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在这本书中，熊彼特通过将经济理论与其他社会科学结合，建立起一种关于经济运行的动态理论。熊彼特在此书中构建的创新理论和企业家理论，成为他整个学术生涯的两个重要主题。
1914年，31岁的熊彼特出版了他的第三部著作《经济学说和方法》。这部书起源于马克斯·韦伯特约编撰的一部《社会经济学纲要》。此书中，熊彼特不仅回顾和梳理了经济学成长的历程，还发展了构建“社会经济学”的某些构想，成为其后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熊彼特不仅是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也是一位卓越的社会学家。作为一个学者，熊彼特学术生涯的基础，不论是知识和思想，还是学术地位或研究路径，都是在他的“神圣十年”中奠定的。事实上，熊彼特此后的主要研究，基本上是在锤炼他年轻时代开拓的那些观念，其此后的等身著作，在相当程度上是在深化、拓展及系统化他在“神圣十年”的研究成果。比如，熊彼特对经济学最重要的贡献——创新及创新的经济周期理论和企业家理论——其基础部分的创新理论和企业家理论是在1911年的《经济发展理论》中确立的，其浩瀚的《经济周期：资本主义过程之理论的、历史的和统计的分析》（1939），将创新和企业家行为引入对经济周期的分析中，本质上是对《经济发展理论》的一个发展。熊彼特对经济学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经济分析史》。《经济分析史》是经济思想史领域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巨著，同时也是耗费作者心血最多的一部著作——熊彼特在世的最后9年几乎全部用于这部著作的写作。而这部著作可以看成是他1914年的《经济学说和方法》的延伸和扩展。
“神圣十年”在经济学家学术生涯中的重要性有着某种普遍意义。
1889年，23岁的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1867—1947）的论文《价值与价格理论的数理研究》发表，该论文创建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主义和效用均衡函数，被萨缪尔森称为“经济学界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博士论文”（注：马克·斯考森：《现代经济学的历程——大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272页。），奠定了费雪在数理经济学界的地位。借此，1898年，31岁的费雪被聘请为耶鲁大学教授。科斯（Ronald Harry Coase，1910—2013）在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不仅确立了新制度经济学奠基人的地位，该论文还开创了经济学新的研究领域，拓展了经济学新的研究方法，成为对21世纪经济学发展影响最大的文献。那一年，他26岁。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1915—2009）在经济理论上的卓越贡献是对数理经济学的发展。他26岁时的博士学位论文《经济分析的数学基础》（1941）提出所有经济行为的研究都可以用数学分析的方法解决最大化问题。1947年，萨缪尔森凭借该论文获得约翰·贝茨·克拉克奖并被麻省理工学院聘请为教授。凭借该论文的贡献，1970年，萨缪尔森还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就一般情况而言——我们大多数人并非天才——“神圣十年”不一定是熊彼特那样的硕果累累的十年。知识的积累和成长需要一个过程。如同价值实现滞后于价值生产一样，科学研究及研究成果通过知识市场的检验从而实现其社会价值并体现研究者的个人价值需要一定的时日。但是，从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角度看，“神圣十年”的重要性确实存在。20—30岁是人生命力最旺盛的时期。这一时期，人的接受能力处于最佳状态，人的认知能力也在迅速提高。对于一个有志于经济学的人来说，这一时期的知识积累、方法训练、观念培养，将直接影响此后的知识存量和结构、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思想观念和学术准则。这体现着思想或知识成长的“路径依赖”。进一步，在知识竞争日益激化的背景下，这一时期同时是一个培养、训练体现研究能力的过程。这要求学子更加专注和更加勤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