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炭翁》为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所做，历来被解读为描写穷苦人民遭受压榨、剥削惨景的文学作品。这种解读的确没错，但《卖炭翁》中还反映出了若干当时社会的实际状况，通过对其在这方面进行解读，也可以看出晚唐时真实的阶级划分和生存状态。

白居易主要活动在中唐至晚唐，是唐代安史之乱后由盛至衰的过程亲身经历者和见证人。在宪宗朝白居易担任言官，故而白居易经常用诗文的形式反映现实社会的弊端和不良现象直接劝谏。因其刚直的劝谏风格曾引发唐宪宗的不满和抱怨。也因为其忠心可见而被唐宪宗引为官员的典范。

1、创作《卖炭翁》的目的

白居易以科举及第，通过文学尤其是诗文获得君主的赏识，这使得白居易产生了报答君主知遇之恩的想法，极力想通过自己的劝谏来修正社会弊端，所以他经常上书奏事并创作大量反映现实的诗文。

《卖炭翁》就是在这种目的下创作出来的作品，也从侧面为我们保留一幅当时真实社会现象的写照和参考。《卖炭翁》中真实的描写几乎可以肯定是白居易在日常生活中亲眼目睹和亲生经历的，否则无法如此的鲜活可信。

2、创作《卖炭翁》的历史环境和社会背景

《卖炭翁》创作于宪宗元和三年，距离安史之乱的爆发与平定已经过去了四十余年的时间。但唐王朝并没有从衰败中走出，而是一步步的走进泥潭，越发的衰败下去。

中央因贪图安逸而造成的腐化堕落并没有扭转，地方上原本就存在的军阀割据也因为平定安史之乱而更加严重，均田制的驰坏造成了唐王朝财政的吃紧，为了扭转财政赤字而滥用的苛捐杂税以及各级官吏趁机敲诈勒索都严重加深了贫苦百姓的负担。

1、“宫市”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卖炭翁》中的序只有“苦宫市也”这短短的四个字，却深刻的反映了宫市制度对于人民剥削的残酷性。宫市制度创立与玄宗朝，与后世的“内务府”功能相近，都是为满足皇宫中皇族日常生活所产生的采办、服务机构。发展到宪宗朝时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相关宦吏通过具体事物采办的机会敲诈勒索的现象，可见对于平民的压榨由来已久。

在天子治下的国都尚且发生了这种利用公差敲诈勒索、以低价收购物品的现象，地方上的官吏在具体处理政务和实际执法时的表现就可想而知了。

诗中所描写的“黄衣使者白衫儿”还能够使用“半匹红绡一丈绫”来冲抵“一车炭、千余斤”的价值，其他地方极有可能已经出现公然抵抢的行为，而事实上当时许多地方甚至长安城中也的确出现了大量明目张胆的强抢行为。他们利用压榨人民来中饱私囊，极度加深了人民的负担，严重动摇了唐王朝的统治命脉。

2、统治者的骄奢淫逸

事实上宫市具体执行时的弊端以及各级官吏的贪腐对于统治者来说是心知肚明的，之所以不闻不问就是要利用宫市和各级官府来压榨百姓维持其骄奢淫逸的生活。面对日渐沉重的宫闱财务支出，唐代的君主深感力不从心，尤其是安史之乱后更是难以为继，所以为了维持其统治和生活也就对这种行为采取了隐忍甚至支持的态度。

历史上的唐宪宗堪称晚唐时期难得的明君。在位期间励精图治，对当时社会的弊端多有革除。通过对于藩镇的战争使得唐晚期军阀割据的局面得到了缓解，重振了中央政府的威信，历史上将其统治期间称为“元和中兴”。但这样一位君主的治下仍然发生这种压榨百姓、损公肥私的行为，而且还是发生在当时的国都之内，可见其他君主和地方类似的情况更加严重。

3、均田制的驰坏与两税法的实行

唐德宗朝已经废除了均田制，在税收制度上实行了两税法。到宪宗朝时虽然人民不再被约束在土地上，但也失去了日常基本生活的保障。为了维持基本生活的需要许多农民转为佃农甚至奴婢，也有一些人转而从事一些较为简单的生产。诗中描写的卖炭翁可以说就是其中的代表。

通过对卖炭翁“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的外貌描写可以看出这是一位长期从事烧炭卖炭的老者，从其年龄大致可以判断出其年轻时正是“废均田制、立两税法”的唐德宗在位时期。

虽然没有直接的描述可以证明这一点，但在年龄和长期从事烧炭卖炭的经营来看的确可以做出这种推断。“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一句更是点明了这是卖炭翁唯一的收入来源，他的确是没有土地的所谓“无产者”。

事实上两税法的实施就是针对当时社会上土地兼并集中严重、无地农民大量存在而产生的税收方法，两税法将过去按照人丁的税收体系改革为直接对资产进行征税。

卖炭翁如果没有遇到宫市使者的话也要向有司缴纳买卖炭而产生的税金，可以说无时无刻不存在对于这种穷苦人的剥削和压迫。“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更是使其穷困潦倒的形象跃然纸上，即使要承受压榨还是要努力营生以维持生活。

4、唐政府的财政困难与市场经营秩序的紊乱

“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姑且不论这些布匹是否可以充抵那千余斤炭的实际价值，仅就当时以物易物的现象就能看出唐政府财政的难以为继。卖炭翁并不是孤证，韩愈在之前德宗时所写的《农夫殴宦》中就写了宫市人员用布匹充当抵充物买柴的现象，据记录和大量私人日记来看中晚唐时期的官员也存在用实物来抵充俸禄发放的情况。

事实上许多封建王朝都在晚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政府因为税赋的损坏和支出过大而缺乏资金，有时仅仅是缺少货币，不得不使用其他实物来完成支出。一般情况下这种现象的发生都说明了政府财政的枯竭和市场金融系统的紊乱，而晚唐时期恰恰就是这两种情况的同时发生而引发的以物易物现象，特别是宫廷支出和政府采办时的以物易物。

1、社会等级的划分

刨除因军阀割据而造成的地方管理混乱问题，事实上宪宗朝也是唐代中晚期少有的挽转军阀割据局面的时期，仅就诗文中所描述的情况来看当时社会被划分为四个层次。这四个社会等级构成了唐代晚期中央政治局面的具体格局，也反映了统治者的政治构画与布局。

第一等级自然是象征皇权的皇帝及其宗室成员，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是以自身为中心的。一切政治活动都是以维护皇权为最终目的的。

第二等级就是以“黄衣使者白衫儿”的宦官势力，事实上唐代的宦官势力也是历史上最大的时期。其他时代的宦官远没有唐代宦官所掌握的政治权力。唐代的统治者使用宦官打压官员集团，防止他们形成新的士族阶级，可以说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势力过大的后遗症。

第三等级就是以作者白居易为代表的官员集团。他们或许有高尚的政治抱负和忠君报国的决心，但是因为统治者的不信任与刻意打压，使得他们即使发现了制度的弊端和社会的问题也只能通过旁观记录和事后举报的方式来解决，还不会得到统治者的认可与嘉许，甚至可能因为得罪了违法乱纪的阶级而遭到报复。

最底层的就是以卖炭翁为代表的底层人民，他们因为没有土地等生产资料以及苛捐杂税等各种原因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每日仅靠微薄的收入维持最低的生活保障。日常的生产经营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盘剥与敲诈，却不敢有一丝反抗，因为惧怕连最后勉以糊口的生活也无法维持。事实上唐王朝败亡的根本原因就是对底层人民的过分压榨引发的农民起义摧毁了其统治基础，最终被地方军阀所灭亡。

2、产生原因：重用宦官

唐宪宗在位期间的明显政治特征就是重用宦官。当时的宦官势力不仅出现在宫廷和中央政府，在军队中也有大量宦官担任监军来监视将领。后来裴度主持平定蔡州时就上书指出“诸道皆有宦官监阵，将士进退均决于中使。胜则被其冒功独领，败则被其凌辱残压”，可见宦官势力渗透到唐帝国的各个环节之中，同时拥有极大的权力。

宦官势力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力量历来只有在皇权的授意之下才能参与到实际政务之中，不仅在唐代，其他朝代也是如此。但是唐代的宦官势力达到了政治权力的高峰也是事实。唐代统治者不止对文官集团、军事将领不信任，还要利用宦官势力来制衡地方军阀。君主认为没有后代的宦官才会一心一意的对其忠心，所以对宦官的宠信超过了其他集团。

军阀割据环绕在外，宦官势力盘踞在内，当最终唐王朝的丧钟由黄巢率领的起义军将其敲响时，这丧钟其实早就由蠹空了唐王朝根基的宦官势力所铸造完成。白居易通过诗文所描绘的社会一景其实早就传达了唐王朝通知崩溃的原因，只不过唐的统治者不愿意去了解、解决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