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思郁

电视剧《白鹿原》终于大结局了。

不过，相信很多原著党都会对这个结局嗤之以鼻。其实，原著党对任何违背原著的改编都可能有抵触情绪，这就是名著与二流小说的区别，二流小说改编有助于原著的畅销，而名著的改编只会让作品陷入争议的漩涡。小说《白鹿原》在几十年间培养了一大批忠实的阅读者，他们对原著的认知有着一种执念：好小说是很难影像化的，尤其是像《白鹿原》这种涉及到很多情色、魔幻和政治敏感的题材。几年前，王全安的电影版《白鹿原》把一部百年中国家族史硬生生拍成了田小娥秘史。电影版失败了，陈忠实就说，《白鹿原》更适合拍电视剧。

但是电视剧的改编和播出也是一波三折。四月份刚播出第一集，莫名叫停。五月初，电视剧续播，大家都当中间什么事情没发生过时的。无论是停播，还是开播都没有人出来做任何解释，这大概《白鹿原》改编史上最诡异的一件事。《白鹿原》开播经历了口碑和收视率低迷的阶段。大结局之时，无论口碑还是收视，都大有好转。

读过原著的人都能明白，电视剧想要播出一定会有很大的改动。比如田小娥的悲剧故事占了很大分量，除了她和三个男人之间的情欲场景注定会舍弃之外，田小娥死后冤魂不散，鬼附身的场景也很难呈现。《白鹿原》中的魔幻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大不相同，这是属于中国人独特生活场景中的鬼文化，是脱胎于中国人几千年里的独特的生存智慧。田小娥鬼附身控诉白鹿原上的人们对她的不公，那段话说得惊心动魄：“我到白鹿村惹了谁了？我没偷掏旁人一朵棉花，没偷扯旁人一把麦苗柴禾，我没骂过一个长辈人，也没揉戳过一个娃娃，白鹿村为啥容不得我住下？我不好，我不干净，说到底我是个婊子。可娃不嫌弃我，我跟黑娃过日子。村子里住不成，我跟黑娃搬到村外烂窑里住。族长不准俺进祠堂，俺也就不敢去了，咋么着还不容让俺呢？”

这段话说白了，其实是中国无数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性宣言，她们生前困在家庭里，束缚在礼教里，阉割了声音，只能在死后才能发出一声呐喊。田小娥是白鹿原上黑暗污秽中的一抹亮色，白嘉轩镇压的塔是几千年礼教阴魂不散的象征。而在电视剧中，这个塔被解构成为了震慑和收敛白鹿原上人心的一种宗教仪式。

电视剧相对于原著，丰富了很多人物的性格。比如白孝文的堕落与黑化就变成了后期故事的一条主线。在原著中，白嘉轩对白孝文戒掉大烟，回到原上拜祖是持赞同态度的。电视剧的高明之处把他回原拜祖变成了一出获取政治资本的投机戏码。白孝文后来报复鹿子霖，反咬黑娃等行为变得顺理成章。这个故事线是唯一偏离了原著，但抻起来很饱满精彩的故事线。但最大的败笔就是结尾处，白嘉轩大义灭亲，把他交给了鹿兆鵬，清理出了革命队伍。我们能理解这种进步历史观的处理方式，但是却不赞同这种结局。

要知道，原著小说中，白灵活埋，鹿兆海战死，鹿兆鵬生死不明，白嘉轩瞎了，鹿子霖疯了，黑娃被白孝文陷害成了反革命，解放后被枪决，只有白孝文摇身一变，从国民党变成了共产党的功臣，成了滋水县的县长。这些当然都是原著的结尾，但是还有更隐晦的结尾散落在书的各个角落。比如，小说中写到了白嘉轩的母亲去世，朱先生前来吊孝，临走时告诉白嘉轩：“辞掉长工自耕自食。”他揣摩不清：“我种不过来咋办？”朱先生笑说：“好办！撂给穷人就完了。”白嘉轩只听从了姐夫的一半话，辞退了长工。直到解放后，土地改革查田定产划定成份时，他才猛然醒悟了姐夫朱先生的话，因为他恰好在解放前三年没有雇用长工，按土改政策匡算下来，才幸免被划成地主。这样的结局符合历史，却不符合现实，当然不可能呈现。

凭心而论，电视剧对小说的改编还是成功的，我们不能用一刀不剪原著党的苛刻标准要求意识形态束缚下的电视人。他们的勇气体现在打破禁锢，巧妙迂回地完成一部优秀的影视剧改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