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晚报·五色土 | 作者 肖伊绯
2023年将迎来中国农历癸卯兔年。96年前的1927年，农历“丁卯年”也是一个“兔年”。在这一年的年初，辞旧迎新之际，民国的文人们都是如何度过的呢？
蔡元培：重申“有饭大家吃”
据著名教育家许德珩的忆述，胡适曾开玩笑地说过：“北大是由于三只兔子而成名的。”三只“兔子”，即指同属兔的蔡元培、陈独秀和胡适自己。
遥思“五四”运动之后，身处时代风潮中心的“三只兔子”重新开启了不同的人生轨迹。“老兔子”蔡元培愤而辞职，“中兔子”陈独秀转战上海，“小兔子”胡适则只谈学问，已然是各行其事，各奔前程。
八年之后，时至1927年，这个“丁卯年”的到来，三个“兔子”又各自迎来了自己的“本命年”。尤其是“老兔子”蔡元培，这一年，这位开风气之先，颇为社会各界推重的北大老校长，进入花甲之年，也得以从繁冗校务中抽身而出，投身到更广阔的公共事业中去。
1927年元旦，上海《民国日报》为庆祝新年，特意印行了一份“元旦增刊”。刊物头版头条，即是蔡元培所撰的颇有些“社论”性质的文章，题为《有饭大家吃，有工大家作》。
《民国日报》元旦增刊头版（局部），1927年1月1日。
原本，“有饭大家吃”这句话，是曾经的北洋政府总统黎元洪说的，本意是强调军阀与政客之间的合作。这里的“大家”，并不是举国民众，而只是既得利益者群体间的称谓。1927年正值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伐”之际，蔡元培将这么一句“有饭大家吃”的俗语，在新形势下拈提了出来，并且重新定义与解说，特别指出这个“大家”，应包括全国的同胞，应指举国民众，而非单指军阀与政客群体。
“有饭大家吃”的前提，自然是“有工大家做”，意即大家有工作，当然就有饭吃。这个道理，十分简单，普通市民大众都能理解，也都认同。蔡元培之所以写了大段文字，来表述这个十分简单的道理，无非是想引申出这样一系列问题：
“至于一国之中，怎样能使各种工作，适应需要；不使一部分过剩而一部分不足？怎样使害人的工作一切消灭，而集中于有益的工作？每一个人怎样能使强制的工作与自由的工作，互相调剂？”
这一系列问题，看似有些宏观与抽象，实际上就是当时阶级压迫非常严重，社会分工显失公平，民生民权遭受践踏所带来的必然后果。可能也是考虑到普通读者不一定能搞得明白这些问题所反映的社会本质，蔡元培随之在文末直接予以解说：
“现在有一班军阀，率领了无耻的政客，投机的商人，驱遣那些无知识的流氓专作害人的工作，以求达到‘他人作工我吃饭’的主义，这就是不能不革命的缘故。”
蔡元培的观点很明确，就是要通过军事上的“北伐”，打倒割据祸国的军阀；要通过一系列“革命”，整治弄权误国的政客，以期实现举国民众都有饭吃，皆有工作的基本主张，进而再去实现从安居乐业走向国富民强的治国理想。当然，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即便要实现“有饭大家吃，有工大家作”的基本局面，后边也还有很长的一段历史路径要去摸索与奋斗。不可否认，蔡氏本人生前也并没有看到这一治国基本主张的实现，这不仅是其个人人生历程上的遗憾，也是其人所处时代与历史本身的局限。
“蔡孑民先生最近之摄影”，原载1926年《国闻杂志》，第三卷第六期。
胡适：漂洋过海的“本命年”
1927年，著名学者胡适也迎来了自己36岁的“本命年”，但这年的公历元旦与农历春节，胡适都是在海外度过的，真真是一个漂洋过海的“本命年”。
事实上，自1926年7月17日，因应邀出席英国庚款咨询委员会会议，胡适离开北京，赶赴伦敦，已开始了漫长的海外“跨年”之旅。期间又因李大钊的建议，绕道苏联，于7月末在莫斯科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考察，8月4日抵伦敦。四个月之后，12月31日夜，胡适登轮赴美，此行乃是为完成其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的最后手续。
胡适，1927年摄于美国纽约。
当时，关于胡适早年归国赴北大任教时未获博士学位的传闻，坊间流传已久，因这一传闻对胡适有所讥弹乃至发动抨击者，大有人在。因此，1927年胡适开年即开启的，跨洋万里而去的“学位之旅”，注定是一次终结坊间旧闻，同时也不乏海外新闻的意义非凡的旅程。
从1927年1月12日抵达纽约始，2月4日，胡适赴哥伦比亚大学作讲演，并正式取得博士学位。两个月之后，4月12日，胡适从西雅图登轮，启程归国。据不完全统计，胡适于1927年赴美所做讲演的次数，比之此前不久（1926年）在英国所做的十次讲演之数，不相上下，甚至可能还略多。简言之，胡适的1927年美国之旅，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仅仅是一次“学位之旅”，而是逐渐衍变为了“讲学之旅”。多次的海外讲演，生动且充分地表露出了胡适这一时期的个人观念及思想动向，颇值得后世读者与研究者有所关注。
在这些海外讲演中，有一场以中文宣讲“中国的文艺复兴”必将到来的讲演，尤为引人注目。时为1927年4月3日，胡适在美国旧金山对众多华侨做了一场题为《新文化运动的过去及将来》的讲演。为之现场记录并整理刊发者为孟寿椿，早年就读于北大，也算是胡适的学生。
面对海外华侨群体, 胡适此次讲演开场即语：“侨胞诸君！我因不会说广东话，不能直接与诸君讲话，抱歉得很！”据此推想，现场或许还有兼通国语与粤语的“双语助理”，当场进行一些同步“翻译”工作。
此次讲演主题仍是“新文化”运动。胡适言简意赅地归结道，“新文化运动，也就是革命运动，可分做四步来说”；而这“四步”及其递进关系，可以简要地表示为：文学革命→思想革命→社会革命→政治革命。“革命”运动的发展，就可以分为这四个步骤来进行，也可将之视作四个阶段来实施；且这“四步”之间彼此联系，彼此递进。
这一论调承袭着胡适十年来的一贯立场与思路，并没有什么更标新立异的惊世骇俗之论，不过，接下来胡适话锋一转，将“俄国大革命”与“辛亥革命”相比较，乃至将这一比较结论递延至欧洲的“文艺复兴”，进而提出“我们要想改造中国，也需要一个‘中国的文艺复兴’”，这一令人耳目一新的主张，应当还是在场的美国华侨群体首次听闻。事实上，仅就目前已知的史料文献来考察，此次讲演也极可能是胡适个人首次以中文公开讲解“中国的文艺复兴”这一概念。
胡适早在1923年即撰成“The Chinese Renaissance”一文,这可以视作其个人正式提出“中国的文艺复兴”这一概念之始。时至1926年赴英国公干期间，胡适又于当年11月18日、12月2日，分别在爱尔兰都伯林大学与伦敦伯德福女子学院讲演时，再次提及“中国的文艺复兴”这一概念。同年12月，胡适所撰“The Renaissance of China”一文，即《中国的文艺复兴》一文的英文版，又发表在了《皇家国际学会杂志》之上，算是正式向西方学术界表达了个人的这一创想。
由此可见，“中国的文艺复兴”这一概念，起初主要是针对英美及西方读者提出来的，无论撰发文章还是公开讲演，胡适皆曾以英文为之。这一概念的提出，胡适个人的意向，应当是旨在向西方世界宣扬中国文化、文艺、文明的革命与复兴历程，为西方读者大致了解中国文化历史与正在进行的“新文化”运动，以及这一运动所预期的远景目标——“中国的文艺复兴”，构建一个东西方文化观念上可以互为参照、便于彼此理解交流的互动式概念。但胡适个人首次以中文公开讲解“中国的文艺复兴”这一概念，竟然不是面向中国国内听众与读者，而是面向美国华侨的。究其原因，这一方面固然可以归因于历史的机缘巧合，或者胡适个人的兴之所致；另一方面，亦可视作胡适对“中国的文艺复兴”这一概念愈加重视，有意要开始向国人讲解与宣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