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保鼎，西周，现藏天津博物馆，收录于《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清咸丰年间，山东省寿张县梁山下出土7件西周青铜器，即著名的“梁山七器”。除了太保鼎外，其他六器要么流落海外，要么踪迹不明，太保鼎成为目前唯一一件在国内可以见到的“梁山七器”

与外观相比，太保鼎的身份更加令人着迷。在鼎内壁铸有三字铭文“太保铸”，在西周初年，有资格被称作“太保”的只有大名鼎鼎的召公奭了。召公为与周王室亲近的姬姓贵族，历仕文王、武王、成王、康王，为周革商命立下大功，在周武王死后，更与周公旦、姜太公挽狂澜于既倒，共同镇压了声势浩大的叛乱，拯救了新生的周王朝。由于此时成王仍然年幼，因此召公就肩负起教导天子的责任，因此获得“太保”称号。晚年，成王为报答召公奭的大功，将召公长子克分封于燕，召公参与了西周初年几乎所有大事，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可以说是周王朝的缔造者之一。或许正是因为召公功勋卓著且寿命很长，因此在青铜器铭文之中召公出现次数远多于周公旦，更不用说和几乎没有在金文铭文中留下任何记录的姜太公比了。太保鼎正是这位传奇人物留下的自用器物之一，价值难以估量。

太保鼎的发现要说回清咸丰年间，在山东省寿张县梁山下出土了七件西周青铜器，即著名的“梁山七器”。除太保鼎外，其他六器要么流落海外，要么踪迹不明，令人扼腕。

当年发掘于梁山之后，太保鼎历经多位藏家之手，为北洋巨头徐世昌所藏，1958年终被徐世昌的后人捐赠给国家，成为目前唯一一件在国内可以见到的“梁山七器”。随着中国国力日益强大、对历史文化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希望有朝一日，我们能够再次看到散落天涯的“梁山七器”重聚国内，为我们讲述更多西周初年的历史故事。

周王朝的统治稳固之后，召公家族在燕山以南地区建立起了燕国，燕国成为王朝最北方的主要诸侯国。

古代历史文献中，关于燕国的首任君主到底是召公还是他的儿子们，一直争议颇多，这主要是由于燕国地处偏远，不管是周王室还是其他诸侯国对它的记载都极为稀少。而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对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遗址进行系统发掘后，这个千古疑案终于解开。根据琉璃河遗址发现的克罍、克盉等青铜器铭文中的记载，成王任命召公奭的长子克为燕侯，燕国的历史就此展开。

在琉璃河燕国墓地中，考古工作者发现，这里既有周人的墓葬，也有商人墓葬。显然，燕国初建倚仗的不仅有克与他手下的同族周人，还有刚刚被周人征服的商王朝遗民。这样一支“混合部队”，竟然能克服族群间的差异，在远离家乡的北方生存下来并建立国祚800年的燕国，依赖的究竟是什么呢？

出土于琉璃河M251号墓的伯矩鬲或许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答案。这件青铜鬲本就华丽非常，鬲为平折沿，束颈，分裆款足，平盖，盖上有两个浮雕牛头，牛角高高翘起，盖中间有两个牛头组成的捉手；在鬲颈部装饰有夔龙纹，鬲腹饰牛角兽面纹，整件器物的装饰立体而夸张。在器物内部和盖底都铸有同样的铭文：

才戊辰，燕侯赐伯矩贝，用作父戊尊彝。

铭文不长，大意是在戊辰日，燕侯赐给作器者伯矩贝币，伯矩用这些贝币（换来铜料）为亡父制造了祭器。伯矩的父亲是“父戊”，这种用天干为死者“日名”的习俗是商文化的代表性习俗，表明他们一家的身份可能是商遗民。如此看来，燕侯待国内的殷商遗民不薄，不仅让他们保留习俗，甚至还大行赏赐。

伯矩鬲，西周，通高33厘米，口径22.9厘米，现藏首都博物馆，收录于《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

进一步看，按照商代祭祀传统，伯矩之父“父戊”祭日正是戊日，而铭文中燕侯赏赐伯矩贝币的日子在戊辰日，这正是伯矩祭祀父亲的日子，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燕侯赏赐伯矩以助祭，不仅可以看出出身周族的燕侯对商人传统的尊重，甚至还颇有迎合之意，有这样的胸怀，也无怪随之北上的商人能够与周人相处融洽了。

伯矩鬲上的记载是周代不同族群之间融合接纳的冰山一角，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之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格局迅速形成，不久之后，族群之间的界线逐渐模糊化，不分彼此的中华民族慢慢形成。

青铜盘上的国史家世

1974年，陕西扶风县法门公社庄白村发现一批青铜窖藏，共出土青铜器103件，其中74件铸有铭文。从铭文可知，该窖藏属于一个叫作“微史”的家族，如此数量的青铜器乃是微史家族数代族长积攒下来的，可能在西周末期的动荡之中，微史家族在逃难时将难以随身携带的青铜器埋藏起来，希望回归时能够再将这些宝物取出，然而因为种种原因，他们再也没能回来，而留下的这批青铜器，成为研究西周历史的无价之宝，墙盘（又名史墙盘）正是其中翘楚。

史墙盘通高16.8厘米，口径达47厘米，在开阔的盘底，284字铭文赫然在目，书写工整、行列整齐，就算不会识读金文，这样的铭文仍能让人感受到秩序之美。铭文中，器主名墙，因任史官，因此又称史墙。史墙在铭文中先回顾西周的历史，提到以德受命的文王，战胜殷商、安抚黎民、全取天下的武王，以及之后的成、康、昭、穆诸王。由此可知，史墙应当是共王时代的人，他记载的诸王顺序与《史记》等文献互相印证，诸王事迹也与历史大致相符。铭文后半段，史墙开始叙述微史家族的历史，原来，家族的高祖是商人，在商末隐居于微地。武王伐纣后，这位高祖之子就投奔周王朝，周武王请周公旦为他安排了住所。之后，微史家族的历代族长都在王庭中任史官，常伴天子左右，得到了王室的信任。有学者推测，微史氏族那位幽居于微的高祖并非别人，正是纣王庶兄、后来的宋国国君微子启，他的一位后人并没有跟随去宋国，而是以自己的史学才能留在了王朝中央，世代服务于王室，成为天子宠臣。

墙盘，西周，现藏宝鸡周原博物院，收录于《首批禁止出国（境） 展览文物目录》。史墙盘共有284字铭文，书写工整、行列整齐，回顾了西周的历史，提到了文、武、成、 康、昭、穆诸王，能够与《史记》等文献互相印证

盘这种器物在西周中期以后出现的愈发频繁，且常伴有长篇铭文。盘的主要使用场景是“沃盥”，即为客人洗手时接住滴下的水，有学者认为，在盘底铸铭文是为了让客人在洗手时更方便地看到主人想要他人看到的铭文，是一种特殊的炫耀方式。由此来看，史墙对微史家族的历史极为自豪，希望将其展示给每位宾客，证明商遗民们并不以被周人取代为耻，已经完全融入西周社会，自我认知已经变为了周天子的臣民。

史墙盘的长篇铭文堪称浓缩的西周前中期史，透过它，我们对西周的宏观历史、商遗民在西周的地位、史官的传承等都有了更深的了解。而以史墙盘铭文为依据，与其他青铜器铭文对读，更是对确定器物年代、捋清人物关系意义重大。

史墙盘是商人遗民留下的“史书”，而周人贵族们在展示自家历史时同样骄傲。

2003年发现于陕西省眉县马家镇杨家村窖藏的逨盘铭文即是一部周人的家族史。器主名逨，是姬姓单氏贵族，在373字的超长篇铭文中，逨叙述单氏祖先单公先后辅佐文王、武王，单公之后，公叔辅佐成王、新室仲辅佐康王，惠仲盠父事昭、穆二王，零伯事共、懿二王，逨的祖父懿仲事孝、夷王，其父龚叔事厉王。由此看来，逨服务的对象正是西周倒数第二位天子周宣王。天子给他许多赏赐，让他像其先祖一样尽忠于国，作为大臣荣兑的副手管理四方的山泽、林地。

逨对单氏家族的叙述精细程度与史墙盘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盘名中的王表也与史墙盘王表、传世王表完美对应，再次证明了传世西周王表的准确性。

逨盘，西周，现藏宝鸡青铜器博物院，收录于《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逨盘共有铭文 373 字，盘名中的王表也与史墙盘王表、传世王表完美对应，再次证明了 传世西周王表的准确性

晋侯家族墓地的国宝

西周的历史，不仅是处于中心的周王朝的历史，还是分布于周边、拱卫周王朝的诸侯国的历史。在周公旦智慧地开创了周式分封之后，周文化就走向四方，与当地文化相拥相融，形成了各不相同却又联系紧密的诸侯国文化。其中，分封于山西南部地区的晋国作为姬姓大国，又在后来的春秋时期成为霸主，它的文化面貌成为我们窥探众诸侯国文化的窗户。

1962年，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侯马工作站发现了位于曲沃县天马—曲村一带的西周遗址。1979年开始，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与山西省的考古工作者对天马—曲村遗址进行长时间的系统发掘，发现包括晋侯家族墓葬在内的大量西周晋国遗存，基本确定这里就是晋国早期的都城。而这里的晋侯家族墓，则是国内已经发掘的世系最完整、持续时间最长的西周诸侯墓葬，这些墓葬中的三件出土文物被列为“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可见其重要性。

然而，晋侯墓的发掘也伴有巨大的遗憾。20世纪90年代，在考古队发掘的同时，大量不法分子了解到信息后，大肆对晋侯墓葬进行盗掘，不仅将许多墓葬盗掘一空，让很多文物自此流失无踪，还使用了炸药等工具盗墓，对遗址造成了不可逆的巨大伤害。

晋侯鸟尊出土于114号墓中，这座墓葬被认为是诸晋侯墓葬中年代最早的一座，可能属于始封国君唐叔虞或其子晋侯燮父。在鸟尊出土之前，114号墓遭到严重盗掘，许多随葬品流失，鸟尊虽得幸免，却也遭到严重破坏，残缺不全，后经修复方见真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