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读到刘再复先生比较陶渊明精神与浮士德精神的文章。其观点大体认同。他提出这个题目本身就很有趣。他说：“与浮士德的永不满足的精神相比，陶渊明好像已经满足於心远地偏的小天地之中，其实不然，他也有追求。他追寻的是蕴藏於日常生活中的永恒之美。如果说歌德给人以伟大美(壮美)的启迪，那么，陶渊明则给人以平凡美(优美)的启迪。陶渊明寻求人生解脱的方式，是一种东方式的最简单的办法，这就是在最平淡的生活中保持自己的理想、情操和心灵的平静与乐趣。歌德认定人只有不断进取才不会被魔鬼所俘虏，而陶渊明则认为只有守住心灵的自由与宁静，放弃外在价值的向往，才不会被魔鬼所征服。”

其实，二种精神并非不能够协调。浮士德的精神也就是《易经》所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个自强不息，未必需要体现在人与人的争斗之中，以及所谓“征服大自然”，而是与自己处得来的人不断切磋，走向更加深入的关系，或者与大自然对话、通心，怡然自得。
道家的兴起离不开社会生活，更离不开对宇宙人生更深刻的体悟。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正是体现了在特定环境中的大智慧。
陶渊明体现了道家的精神，尤其是庄子的“逍遥游”的精神。当然，道家的丰富远不是陶渊明所能够代表的。例如，道家的丰富的身心的修炼。

我在体验先贤哲人的状态时，发现自己的基本生存状态理论很管用。健康的人总是能够大幅度，甚至自如地调整自己独处与交往的比例，永远保持独处时有更多的充实，交往时有更多的通心。人际关系凶险，官场黑暗，则选择：“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条件所允许，则不妨多一些交往，成就一定事业。
我们永远是自由的。只要愿意，什么情况下，都可以“追寻蕴藏於日常生活中的永恒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