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我都不觉得我在写剧本，剧场也好、电影也好、文学也好，在街头帮人家缝鞋子也好，我觉得是同一个东西，就是寻找跟天地相处的方式，一直都是这样的一个心理状态”。——金士杰

有人说，金士杰代表了台湾演员的最高水准。你也许会质疑，但如果让你说出一个比他更适合的名字，你恐怕会语塞。

如果金士杰不能，那谁又能？

在很多电影里，金士杰都只演一些戏份很少的配角，但这并不妨碍他在每一部作品里贡献出教科书式的表演。

电影《绣春刀》里，他饰演狠、毒、邪、恶的大反派魏忠贤一角，影评人对他的评价是：连皱纹都有戏。凭这部作品，他获得第51届台湾金马奖最佳男配角提名；《师父》里，他饰演津门武馆馆主郑山傲一角，获第六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男配角奖；《剩者为王》中，他扮演舒淇角色的父亲，那段感人至深的独白，道出了多少父母对儿女的希望，网友泪赞“连眉毛都是戏”；就连动画《大鱼海棠》，他也凭借独特的嗓音和深厚的台词功底演活了灵婆一角。

《胜者为王》

如今越来越多的导演把金士杰视为自己剧中必不可少的“佐料”——不需要占很大份量，但一定要有。因为他最“稳”，他来了，剧的“格调”也高了。

在央视节目《开讲啦》，金士杰这样描述他的童年：

“我就对着星星说话：‘hello, 你认识我么？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是谁？你又可不可以告诉我，我这个人，活着是为了什么？”

现实很贫瘠，但一个少年努力地让它诗意起来了。

上世纪50年代，金士杰在台湾屏东眷村出生。（眷村通常是指1949年至1960年代，于国共内战失利的国民政府，为了安排被迫自中国大陆各省迁徙至台湾的国民党军及其眷属所兴建的房舍。）眷村的人，在台湾人看来是“外省人”，他们少有亲戚、且无祖坟，有种与生俱来的悲凉。

金士杰全家福

金士杰家里四个孩子，他排行老二。那时家里是很穷的，买不起电视机，晚上没有节目，金士杰就跑去和大自然万物对话。抬头看天，云离他很近，他就和云说他的故事。抬头看地，地上有影子，他也可以听一下它的故事。

这种完全的自编自导自演在当时看来可能是穷极无聊的一个事，但金士杰长大后却觉得，生命中必须要有这个有意思的留白，它会让你的人生出现一些想象不到的东西。

这个“想象不到”的东西，就是“故事”。金士杰对自己的职业从没有过清晰的规划，但他很清楚自己要做一个Storyteller（讲故事的人），开一个茶馆，敲着快板说书可以，开个酒吧安静地听听别人的故事也可以，不管什么形式都可以。

至于后来成为编剧，担任导演，也做演员，当然也都是因为对故事的兴趣。

喜欢“故事”，让金士杰痴迷读书。

“哲学的、文艺的、心理学的、社会学的，我全都爱看，全都涉猎。年轻时还有段时间差点想出家”。

但他却没选择读书考大学这一条路。原因是他觉得读书是快乐美好的事，但是联考让这种快乐美好消失了，自己应该反抗这种“本末倒置”。于是15岁时，金士杰放弃高中联考，去读了台湾南部的农专畜牧兽医科。

农专毕业，金士杰在养猪场工作，一年多后的一天，他突然对自己说：“够了够了够了，我看猪已经看够了，我要去看人了。”

金士杰在养猪场工作

他决定去台北做和故事有关的事情。

故事在他心中，是至上的，是他的“本”，其他都是“末”了。他找了不少工作，不是搬运工就是仓库保管员，不是因为他只能做这种工作，是他认为他的大脑不可以花在那些什么上班打卡，穿西装打领带吹冷气的事情上，他的大脑只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读书写字创作。做苦力他做得特别开心，因为可以有大片的空闲时间用来创作。

“一辈子没上过一堂编剧课，又自视甚高，我下笔很慢，小宿舍里折腾前后整整十个月，生下第一个孩子《演出》。”

正如作家查尔斯·布考斯基说的那样：如果你想创作，你就会去创作，哪怕你是在矿井里一天工作十六小时，哪怕你是带着三个孩子住在一个小房间里，还吃着救济。金士杰为故事，也是不顾一切，执迷痴恋。

那时的金士杰常常跟朋友到台北去看一些舞台剧，他形容那个时候台北的舞台剧叫“沙漠”，充斥着教条主义和陈腔滥调，其余的都没有。

为了让沙漠长出绿草，他决定自己干。

1979年夏天，金士杰组的戏团开张。现场来了二三十人，大多穿着乱七八糟的衣服，烂短裤、烂球鞋，看起来不像是参加戏团，更像是参加丐帮大会的。这些人把自己白天的工作当作副业，把来戏团表演当作主业，他们没有钱，有的只是对戏剧的满腔热忱，金士杰又觉得很感动。

1980 年，金士杰参与创立了“兰陵剧坊”，这被认为是台湾第一个实验剧场，从这里走出了许多优秀演员，包括顾宝明、刘若瑀、李国修、吴静吉等日后在台湾戏剧届大放异彩的人物，还有“亚洲第一摄影师”杜可风，他后来和王家卫拍电影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