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义文

如果说牺牲自己拯救他人是考量英雄的一个条件，那么对英雄的指称便不能仅仅囿于人类自身，换言之如果动物承担了拯救他人的重要使命，那么它同样值得像英雄一样被尊敬和铭记。由埃里克松·科尔执导的电影《多哥》讲述的正是一只名为“多哥”的雪橇领头犬的英雄故事：为了拯救身患白喉的孩子们，已上年岁的多哥载着主人莱昂哈德参加“血清接力”，成功拯救多名孩子性命，二十只雪橇队中十九只平均跑了50公里，而多哥跑了425公里，最终身受重伤落下残疾。

影片改编自真实事件，这表明影片在艺术意义上完成英雄形象塑造的同时，也带有来自历史现场追认的现实意义。从叙事策略看，该片在遵循基本历史逻辑的基础上，也有意通过艺术手法完成对多哥英雄形象的银幕书写，依据叙事线索可分为英雄受难、拯救母题和英雄悲歌三个方面。

英雄受难

神话学家约瑟夫·坎贝尔在其著作《千面英雄》中将英雄之旅划分为启程、启蒙和归来三大阶段，启程是指一种平凡的人生境遇被抛向光怪陆离的冒险生活，但《多哥》中雪橇犬多哥则经历的是一场逆向的启程仪式，即其骨子里想去主动承担拉雪橇的任务，进入一种冒险生活，但遭主人莱昂哈德的屡次拒绝，在此意义上，多哥直接进入了一种英雄受难模式。具体而言，莱昂哈德曾多达四次抛弃多哥，第一次是将其送人，第二次是将其圈养在铁网围栏，第三次是将其关在封闭的房子，第四次是继续送人，但正如英雄是被选定的一般，多哥通过各种方式最终实现成为雪橇领头犬的执著追求。

但是，被主人抛弃的磨难仅仅是开篇，随之而来的恶劣的外部环境、未知的接头通信、紧迫的救人时限，无一不成为多哥面临的巨大苦难。影片中，多哥的本性中喜欢追逐野鹿，但镜头重点展现了一次冰雪天多哥牵拉着雪橇、遇野鹿而不变的细节，经莱昂哈德之口了解到，多哥的反常行为表现出对愈发严酷的暴风雪的畏惧，而在此背景下承担起救人的重任，让多哥不得不直面自身的恐惧。如果说幼时被抛弃是来自外部的磨难，那么本性害怕却仍要面对则是来自内心的折磨，而英雄之所以为英雄，恰恰是因为他能经受住各种考验。

拯救母题

单纯受难并非成为英雄的决定条件，否则“苦行僧”亦可被冠以英雄之名，成为英雄最主要的是对弱者的拯救，这是其文化母题，只是拯救的过程往往伴随受难。影片中，最明显的是多哥在主人的选定及指挥下，带领雪橇犬群与“血清接力”的人碰头，最终帮助完成救助患有白喉的孩子们。在这一过程中，多哥承担了最艰险的一段路途，其长度多达425公里，是其他雪橇队的8倍还多，其中有两个场景给人印象深刻：一是风雪加剧，莱昂哈德迷失了指挥的方向，迫使雪橇队滑向悬崖，多哥作为领头犬紧急停止奔跑，却因惯性被推到悬崖边缘，镜头毫无怜悯地展现了它的木然、战栗及颤抖，让观众认识到这个被指认的动物英雄承担了巨大压力；二是返回途中，雪橇队经过的冰面开始融化崩裂，在即将上岸时却被横在眼前的大河拦截，此时莱昂哈德把多哥独自丢上岸，在力气耗尽、前爪断裂出血后，多哥把整个雪橇队拖到岸边，这里拯救对象不仅仅是那些患有白喉的孩子，也是这一只雪橇队的生命。

事实上，拯救的母题还延伸到超越生命的精神层面。莱昂哈德最初是一个冷面雪橇员，在其观念里认为雪橇犬就是用来拉雪橇的工具，正因如此他认为多哥不适于拉雪橇而多次抛弃它，但在与多哥长时间的陪伴合作中，尤其是“疫苗接力”后，莱昂哈德的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将雪橇犬作为人类最好的朋友，并始终怀念多哥。这里，一种无视生命的冷漠转变为善待生命的温暖。

英雄悲歌

正如为人间盗取天火的普罗米修斯惹怒宙斯，遭到被捆缚在悬崖上的惩罚，多哥在“血清接力”中的结局同样充满悲剧性。影片中，由于参与接力的雪橇队多达20个，所以在最后一棒送达时，雪橇犬巴尔托被媒体注意到，同时被塑造为整个拯救活动的代表，受到美国各地区人们的歌颂，但实际上，在此活动中多哥作为最关键且付出最多的雪橇犬，却被主流所无视，不得不说这是一曲英雄的悲歌。只有在多哥去世后，它的故事被了解，人们才为其在公园塑起雕像，完成一种对英雄的追认。当然，这一叙事是在既有历史的背景下讲述的，无法在本质上拂去多哥结局遭遇的悲剧性，但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却企图在有限的叙事空间内淡化这一悲剧，画外音这样提到：“美国其他地区的人歌颂巴尔托，但全世界的雪橇人都争先恐后想要多哥的后代。”借助这一话语，多哥获得了更大范围的认可。

事实上，很难讲这样的处理能达到更高的艺术效果，因为就审美而言，悲剧被认为是崇高的、可以净化人心的、最有力量的审美形式，多哥或许真的获得全世界的认可，尤其是被拍成电影本身即为绝佳例证，但电影若对此引而不发，略去这种多余的表现，其整体审美会更有力量。

总体而言，《多哥》作为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以狗为主角的电影，堪称对《忠犬八公物语》的继承，后者以“陪伴”为主题感人至深，而《多哥》则试图通过动物影像的银幕书写，从英雄受难到拯救母题再到英雄悲歌引发感动，最终实现与观众的共情。（张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