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海上丝绸之路是宋朝与海外国家和地区进行经贸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在唐中期前，陆上丝绸之路曾是中国对外经贸文化往来的主通道。但是，到了唐末期，由于安史之乱与经济中心南移等原因，促使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兴起。北宋时期，北方有辽国、西北有西夏。南宋时期，北方有金国对峙，朝廷偏安江南。由于长期受辽、金、西夏、蒙古等北方民族政权的威胁，导致陆上丝绸之路受阻，宋朝不得不重视和发展海外贸易。因此，自北宋以来，陆上丝绸之路贸易开始向海上转移，海上丝绸之路顺理成章地成为宋代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新通道。两宋时期，经济重心由北向南转移，促进海上丝绸之路的持续发展，并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
宋代造船技术
宋代造船技术位于世界前列。造船工艺的进步是海外贸易发展的基本保障，也是宋代海上丝绸之路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中国古代造船业长期以来都较为发达，而宋代造船业可谓是中国古代造船史中的高峰。宋代造船业主要分为官营和私营，三大造船中心为泉州、广州和明州。北宋官营船场主要生产纲船、座船、战船、马船等，例如北宋真宗末年，纲船产量就达到了近三千艘，产量十分惊人。南宋时期，私营船场较为发达，能生产出世界一流的船舶。先进的造船技术助力宋代船舶遨游在宽广的海洋上，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载体。
从造船方法看，宋代船舶使用最先进的船模放样，选用材料优异，制造技术精湛，船身结构合理，船体坚牢耐用，能建造多层船壳板、桐油加铁钉、高强度水密隔舱、可倒桅杆、平衡舵、坚固桅座等。宋代船舶具有载重大，速度快，船身稳，抗风浪等优点。相对而言，宋船能够更安全地驰骋于海上。宋代造船技术，在规模和制作工艺上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长期影响着中国古代造船业。1987年在广东阳江海域发现的“南海一号”沉船，就是宋代先进造船技术的有力证明。
宋代航海技术
宋代航海技术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宋船上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航海设备，如罗盘针、转轴、避水舱等。经验丰富的海员通过信风、洋流、牵星术（即天文航海术）来判断天气和潮汛，以此决定出海或是返航，通过罗盘导航、针路图、更路簿等航海技术以记录航线、计算航程，这些都奠定了坚实的航海技术保障。
在海上航行中，辨别方向至关重要，而指南工具是航行安全的基础。如《萍洲可谈》记载，宋代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宋代航海指南技术的发展体现在对指南工具的掌握，主要表现为两点：人工磁体代替了天然磁体，磁针代替了磁勺。彼时的海船已普遍使用罗盘指南针代替“指南车”。宋代磁针罗盘定方位的方法有“碗唇法”“缕悬法”“指甲法”“水浮法”等，罗盘指南针在航海导航中测定方位发挥了积极作用。由于熟练掌握航海工具和天文水文知识等，宋代的导航技术大幅进步，不仅增加了航海的安全性，而且促进了宋代航海史的发展。可以说，航海技术的进步为发展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了支撑和保障，开阔了海上航行的视野，推动了海外贸易的兴盛。
宋船远航能力
先进的造船技术与航海技术是宋代海上丝绸之路远航能力的象征。宋代凭借着优质的海船、成熟的航海技术使远航能力获得提升，当时的南洋和印度洋上往来驰骋的几乎都是宋船，蕃商也愿意乘坐更安全可靠的宋船。宋代海船已能远航到地中海乃至东非。如今，非洲东部索马里、坦桑尼亚、肯尼亚等地多次出土宋钱。同时，宋代海上丝绸之路航海区域广大，不但近海航行繁荣，而且远洋航行也很发达。近海航行主要驶向朝鲜半岛高丽、日本、澎湖列岛等地区。远洋航行可以到达整个南洋、印度洋，甚至地中海区域，主要包括马六甲海峡以东航区、马六甲海峡以西与孟加拉湾航区、阿拉伯海与波斯湾航区、非洲东部沿海与地中海航区。
另外，远洋贸易需要装载能力更强大的船舶。宋代大型海船，如“神舟”“木兰舟”“万斛之舟”增加了远洋船舶的装载容量，意味着海上丝绸之路贸易量与效率的大幅提高。《梦粱录》记载当时的海商之船大小不等，大船载重有五千料，可以装载五六百人；中船载重三千料至一千料，可以装载二三百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也提到“南人有万斛之舟”，可见宋代海船的装载能力。
宋代市舶贸易
宋朝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离不开和平稳定的外交方针及有利往来的贸易政策。相对于与北方民族政权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宋朝与海外国家和地区的关系较为和睦稳定。宋代发展海外贸易，既有一定的历史地理原因，也与朝廷对海外贸易的重视有关。宋廷面对内忧外患，为了维护政局稳定、发展国内经济，积极对外开放，支持海上贸易，制定了促进航海贸易的经济政策。对于出口贸易，政府鼓励海商到海外贸易。同时，宋高宗提出要“招徕远人，阜通货贿”，支持进口贸易，由此发展出宋代的市舶贸易。宋代出口商品以瓷器为主，进口商品以香药为主，故海上丝绸之路又被称为“陶瓷之路”或“香药之路”。
宋代初期的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以朝贡贸易为主，后转化升级为市舶贸易。最初，对于朝贡贸易中，各国贡使的贡物，宋朝政府以“博买”的方式收购，以“给赐”“加赐”等方式作为额外回报。随着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发展，朝廷转向重视较为公平合理的市舶贸易，扩大双方贸易范围。宋朝在各地设置市舶司、市舶务，以便管理市舶贸易。北宋初期朝廷遣使海外诸国“勾招进奉”，邀请外国人来经商。北宋开宝四年，就已设置“市舶司”，负责对外贸易的管理、法令、税收等事务。宋神宗元丰年间，制定《广州市舶条法》，设“提举市舶司”，置提举官，负责管理港口通商、监管查私、征收关税，史称“元丰法”。到了南宋，市舶贸易步入快速发展阶段，港口繁荣，贸易增加。当时，宋代外国商人聚居的场所被称为“蕃坊”或“蕃巷”，设置“蕃长”来管理“蕃坊”公事，拥有行政、招商以及司法之职责，还设有“蕃市”“蕃学”等配套设施。宋代市舶贸易港口主要有广州、泉州、明州和杭州，市舶贸易对沿海港口的地位与职责、航海路线以及诸蕃通商等有完整的管理制度，特别是在“元丰法”实施后，“提举市舶司”成为名副其实的“海关”。
综上所述，宋代海上丝绸之路是连接当时的中国大陆与海外世界的桥梁纽带。宋代继承了唐代以来的造船技术、航海技术、远航能力，在此基础上又获得了跨越式发展。在朝廷宽松的政策支持下，官民积极参与拓展宋代市舶贸易，将中国优质商品通过海上丝绸之路销往海外国家和地区，受到当地人民的普遍欢迎。宋代积极发展和鼓励市舶贸易使国内经济社会得到繁荣，同时也对海外的社会、经济和生活等各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宋代海上丝绸之路中所体现的航海技术、航海水平与航海精神，展现出中国古代海洋文明的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