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对于伊朗总统伊朗总理侯赛因·穆萨维来说，是个戏剧性的年份；对伊朗来说，也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
这一年年初，1986年人口普查发布：伊朗总人口接近5000万！一度因两伊战争陷入人口危机的伊朗，终于从危机中解脱出来，总统穆萨维发表电视讲话，向全国人民宣布这一好消息。
然而，仅仅一年后，总统府的案头，便呈上来各地的经济报告，而上面不约而同备注了：
“紧急！”
这个“紧急”，就来自于那个“好消息。”1988年年初，伊朗面临人口迅速增长后的食物紧张，加之，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耗尽国家经济基础，在人口压力下，卫生、健康、教育、就业问题集中爆发。
神职人员出身的总统穆萨维，第一次面临信仰与国家的抉择：
坚持伊斯兰世界多子多福的信仰传统，或会引起更严重的食物危机；
出台政策控制人口，或会对信仰造成冲击。
究竟该如何抉择？
留给他的时间并不多——一个多月后，穆萨维向内阁成员发表声明：
我们要恢复人口增长的控制政策。
请注意，这里所用的词，是“恢复”。
因为在巴列维王朝时期，由于工业基础薄弱、人口急剧增长，伊朗便曾将计划生育作为国策推行。
在巴列维国王的授意下，伊朗启动“家庭计划工作”，伊朗卫生部正式设立家庭计划生育委员会。
深受“人种优越论”影响的巴列维国王，将之定位为“增强人民体质,促进智力发展，塑造优秀雅利安民族”的社会运动。
1966—1973年,伊朗年人口增长率为2.7%,据记载比前10年降低了3.1%。与之相应的，伊朗人口受教育水平提高，一切似乎正按巴列维国王预料的发展。
1973年，雄心勃勃、再造“波斯帝国”的巴列维国王，在优生优育对步子上，迈得更大了——在1973—1978年的发展计划中，要将人口增长率，降低到1978年的2.0%。
这是巴列维国王民族复兴的理想的一环，一如他在1971年波斯帝国2500年庆典上，所呼唤的：
“在伊朗这块雅利安民族的土地上，雅利安人将缔造新的世界神话。”
然而，“家庭计划”的终点，定格在了，1979年。
这一年，一场革命，彻底改变了伊朗。
霍梅尼是伊朗伊斯兰革命的领导者，也是其后伊朗的最高领袖。
1979年，他曾经呼吁伊朗人生育，使伊朗的人口在7年间上升1600万！
穆萨维恢复人口控制政策的动议，首先提交到了他的案头。
这位虔诚对宗教领袖，也是一位*伐果断的政治家。他洞悉了这一国情潜在的危机，并遍寻《古兰经》寻找相关对圣训，在确认信仰体系中并不禁止避孕后，他下达了伊斯兰命令——
把生育控制看作是决定国家的“命运因素”。
很快，伊朗开始了长达30年的计划生育。
霍梅尼公开要求妇女参与生育控制行动,到政府开办的诊所和医疗中心进行身体健康检查。官方委员会后来宣布了这一全国计划生育项目内容,尽管此项目直到1988年11月通过国家的高等司法委员会的裁决才得以实施。这表明“伊斯兰教对家庭计划生育不形成任何障碍。”
1989年11月最终开始实施的全国家庭计划生育项目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鼓励妇女把生育间隔延长3—4年;
其二，劝阻不足18岁和35岁以上妇女不要生育;
其三，缩小家庭人口规模,使每个家庭减少到3个孩子
1991年伊朗进行的人口抽样调查结果表明,虽然总人口已达5.58千万,但年人口增长率已从1976—1986年的3.9%降低为1986—1991年的2.5%。
1992年4月,伊朗全国已有400家诊所和卫生健康中心为家庭计划生育服务。
在再次实行计划生育时，伊朗人口约5000万，对于领土164万平方公里的国家而言，这个人口密度，并不算大。
要知道，2010年，我国河南省人口计生委就宣布：河南省总人口超过1亿人，而河南省的面积只有16万平方公里，大约是伊朗的十分之一。
何以伊朗要强力实行计划生育？
其背后，便是经济贸易、工业基础的双重困境。
一则，在经济贸易上，在西方制裁下，伊朗缺乏进口粮食的通道，其本国的石油贸易也不断遭受打击。以油易粮，难以为继，只能依靠本国农业养活本国人口，也就无形中，设定了人口上限。这个上限，便是以耕地面积、劳动效率为限定。
二则，在工业基础上，尽管在巴列维王朝，伊朗初步完成了工业化，但伴随着两伊战争的爆发、工业化步伐的停滞、西方技术的封锁，伊朗工业化之路遭遇重创。而没有工业化的基石，也就没有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先进工业产品的加成，更无法安排人口的就业。
说到底，人口是经济的动能，也可能成为经济的包袱。
不过，2006年后，伴随着新的人口危机及伊朗经济的复苏，取消生育控制政策的呼声逐渐升高。
一位学者出身的政府官员，不断向议会议员呼吁放开生育控制，并以学术研究印证：伊朗足以应付1.2亿人口。
到2010年11月，他呼吁伊朗人提早结婚及生育，他表示“男子的适婚年龄应为20岁，女子则是16至17岁。
后来，这位官员登上总统大位，并迅速取消伊朗生育控制政策。
这个官员的名字后为人所熟知。
他就是：伊朗前总统内贾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