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索菲亚大教堂的金色马赛克圣像

圣索菲亚大教堂二楼长廊的几何图形装饰的石柱和马赛克

一段简史

圣索菲亚大教堂始建于公元537年，由平民出生的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下令建造。它的横空出世，是当时世界的建筑学奇迹，也是拜占庭风格建筑的巅峰之作，此后近千年时间里，都是世界上最大的教堂。

就像罗马万神殿是文艺复兴时期建筑师努力学习的对象一样，圣索菲亚大教堂也成为奥斯曼帝国明星建筑师锡南苦心钻研的榜样。锡南后来主持建造的蓝色清真寺，以及位于土耳其埃迪尔内的塞利米耶清真寺，都有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影子。

从公元330年东罗马帝国建立，到1453年突厥人占据这座宝藏城市，一千多年前的时间里，伊斯坦布尔都叫君士坦丁堡。在东罗马帝国早期，圣索菲亚大教堂这个位置，曾经矗立过几座同名的庙宇，供奉着异教神祇。

银子，产自埃及和意大利的紫色、绿色大理石，被奢侈地雕刻成花边和字母，纤细精致，看上去极为脆弱，体现了工匠的高超技能。大块的则被制成覆盖墙面的装饰板。数百万个金色玻璃立方体被镶嵌在墙体内部，形成一个闪闪发光的顶篷。每个以不同的角度放置，目的是反射蜡烛和油灯的光芒，为夜间宗教仪式烘托出更神圣的气息。

生活在公元六世纪的历史学家普罗科皮乌斯赞美建筑中庭巨大的穹顶，评价它“似乎没有立足于坚实的基础，而是被传说中的金链条悬挂于天堂。”这个穹顶，体现了古代建筑天才的精妙几何学运用。

1453年之后，圣索菲亚大教堂被改为清真寺，也是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钦定的第一个伊斯坦布尔皇家清真寺。年轻的他据传熟练掌握四种语言，土耳其语、希腊语、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略懂拉丁语，仰慕欧洲文化，尊敬意大利艺术家，文艺复兴时期著名威尼斯画家真蒂莱·贝利尼还曾为他画过一幅画像。

与其它被征服后立刻被转变为清真寺并且改名的建筑相比，圣索菲亚的转变之路更为“尊贵”。新皇帝没有给它重新命名，只是将Hagia Sophia调整到土耳其语的拼写，Aya Sofya。他允许一些基督教马赛克画像保留，包括圣母玛利亚和炽天使（Seraph，撒拉弗，即“六翼天使”），他认为他们是这座城市的守护者。不过他之后的一些继任者们就没有那么宽容了。

作为清真寺的Aya Sofya内部，照片年代为1900年左右

圣索菲亚的下一个命运转折点发生在1935年，在那之前，它周围后来加建的四座宣礼塔一直行使着召唤信徒前来礼拜的作用——500年之久。那一年，现代土耳其国父阿塔图克决定将圣索菲亚世俗化，将其变成一座博物馆，他表示，圣索菲亚应该成为“所有文明”的纪念碑，欢迎所有国家、所有信仰的参观者来访。

世俗化后的命运

事实上，埃尔多安要求将圣索菲亚大教堂变成清真寺的呼吁，似乎与土耳其政府的多项国内法律和国际事业相抵触。

1906年的《第四部古物法》和1926年的《土耳其民法》第1710号法，将古迹作为国家财产进行保护，并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为保护圣索非亚大教堂等历史建筑确立了标杆。

1983年，土耳其有关文化和自然资产保护的第2863号法律，设立了保护文化和自然资产的高级法律顾问和地区法律顾问。

该法律将对文化遗产的人为参与、使用或目的改变决策，置于文化和旅游部的范围内，其目的是征求有关专业机构（例如博物馆）的建议。同年，土耳其还批准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该国际公约指定其成员国提名世界遗产，名单后来包括圣索菲亚大教堂。《公约》指出，《公约》的签署者在尊重国家主权的同时认识到，整个国际社会有义务去合作保护遗产。

此外，土耳其还是1985年《欧洲建筑遗产公约》的签署国，在文化、遗产和景观指导委员会中任职。

在今年这次宣称之前，2019年3月，埃尔多安也曾提出要将圣索菲亚变成清真寺，当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回应认为土耳其政府“无法做出改变”，称对于圣索菲亚功能的改变，土耳其应受到其对世界遗产委员会承诺的约束。早在2014年，埃尔多安带领的正义与发展党曾就“转变”而鼓噪，2013年大选之前，埃尔多安也同样赋予了圣索菲亚大教堂“转变”以宗教和民族的意义。每次大选前，圣索菲亚都是那张最厉害的王炸，屡试不爽。

“转变”的每一次提出，还带着浓浓的政治色彩。埃尔多安有几次声称圣索菲亚的“转变”，都是在某些国际事件发酵之时，例如，川普称美国将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支持以色列在戈兰高地的主权，以及新西兰清真寺枪击事件等。

圣索菲亚是文明的纪念碑，也回荡着文明激烈碰撞的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