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怕声
噪声难耐，谁也讨厌。但江青怕声怕得太邪乎了。
江青曾住过钓鱼台国宾馆的10号楼和11号楼，这两座楼坐落在国宾馆的中心区，东北距离大马路甚远，况且有15号楼和16号楼遮挡，几乎听不到汽车的声音。西边是玉渊潭公园。自从江青住进钓鱼台以后，这个公园就封园了，四周用铁丝网围了起来，并有警卫部队把守。南边既没有居民居住，又没有马路。北边的9号楼由张春桥、姚文元办公和居住，他们都知道江青怕声音，从没有从楼内发出过声响。这样一个安静优雅的环境，在北京城内是很难找到的。
我在本文前边已经提到，江青房子的窗子和门都很严密，门缝、窗缝都用密封条贴得严严实实。即使是这样好的环境和住所，她还总是觉得楼房内外有声音。我总觉得她的耳朵对于声音就像她的情感一样敏感，对隐隐约约、淅淅沥沥的细雨声，风吹草动声，树枝竹叶的摇动声，鸟鸣声，她都听得见，并且觉得“声音太大啦，让人恐惧!”有时她捂着两只耳朵，闭着双眼，紧皱眉头，摇晃着脑袋，让工作人员专门为她轰鸟、赶蝉、打树叶、砍竹子。
有一次一只蟋蟀钻到屋里鸣叫，江青不干。因为室内到处是家具和地毯，房间又大，要找到一只小小的蟋蟀谈何容易!我们只好硬着头皮请求江青暂时挪个房间。江青依从了，工作人员便在有蟋蟀的房间喷洒极浓的敌敌畏。蟋蟀是不叫了，房间里留下了比蟋蟀更让人恐惧的异味。通风通了很长时间异味才消散。
江青怕声音怕得最厉害的时候，对工作人员走路时鞋子在地毯上落地声，衣服的摩擦声，都极敏感。声音让她感到头脑发涨，耳根发麻。于是我们就非常小心，不穿硬底的鞋，走路时两条腿叉开，两只胳膊抬起来，以免发出摩擦声。我们在她旁边，很少大声呼吸，嗓子痒了，也强力地控制着不咳嗽，拿放东西时更是轻手轻脚。
慢慢地，我们掌握了与江青说话时声音的大小，速度的快慢，甚至语气的轻重。
奇怪的是，害怕声音怕得要死的江青，在她高兴的时候，多么大的声音她也不怕了。
文革中，江青会见成千上万“革命小将”的时候，红卫兵高喊：“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祝江青同志身体健康!”江青不但不怕从喇叭里发出来的震耳欲聋的声音，而且高兴得手舞足蹈，并高喊：“向红卫兵小将学习!向红卫兵小将致敬!”
她几次外出乘坐的专机是苏联制造的伊尔18型飞机，4个螺旋桨一齐轰鸣，她照样打扑克和睡觉。坐火车时，车轮和铁轨的撞击声，她一点儿也不怕。
1970年11月15日，她在海南岛到某高射炮阵地去视察，她拿着摄影机，命令十几门大炮一齐开火，炮声划过宁静的海岛，震耳欲聋，她哈哈大笑地说：“真过瘾，今天我可抢拍到了不少好镜头。”
三是怕冷怕热
江青一年四季所要求的室内温度：冬天控制在21.5摄氏度；夏天控制在26摄氏度。
可是有时温度也是随着她的感觉走的，同样的温度，烦躁时感到闷热，孤单时感觉寒冷。尽管工作人员按照她的要求调节好了室内温度，但未必就一定让她适应。我不止一次听江青说：“温度表不能说明问题，我的感觉才能说明问题。”
江青的感觉就是来自她的心情。她是个反复无常的人，心情瞬息万变；我们不知道、也无法掌握什么时候她有什么样的心情，掌握的温度总是无法跟着她的感觉走。
当她感觉温度不合适的时候，她会亲自去看看温度表。
她是怎样看温度表的呢？她感觉热时，就弯下腰去，从温度表的下面往上看；她感觉冷时，就踮着脚跟，从温度表的上面往下看。从下面往上看，或从上面往下看，视觉相差两三度，以此来证明她的感觉是对的，温度表是“假的”。在室温的控制上，常常弄得我们和江青本人都很尴尬。
有好几次，她看完温度表以后，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们说：“这表是假的!”我记得有一次，她把温度表摔个粉碎，拂袖而去。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就重新换一只温度表，慢慢地，江青气也就消了。
我不知道江青是否真的怕冷。北京的严冬季节，寒气袭人，她却能到户外拍摄雪景、深夜拍摄夜景。春寒料峭，她在凌晨拍牡丹，一折腾就是三四个小时，也没有事。我想，大概是创作的兴奋使她忘记了寒冷。
1970年11月份，江青在海南岛。14日那天她高兴了，要到海里摸海贝。在水里一待就是4个多小时，也没有事儿。
1971年6月9日，江青在钓鱼台17号楼给林彪照相时，七八个大聚光灯一齐打开，室内温度很快上升到30多摄氏度。我们在场的人都热得大汗淋漓了，她却全神贯注，兴致盎然，自始至终也没听她说热。
1970年7月底8月初的一段时间，江青在室内打扑克时间久了，嫌空气不新鲜，就让工作人员在室外给她搭了一个净空七八平米的大型蚊帐，她晚上钻进去打扑克，白天也钻进去打，一打就是两三个小时，也不说里边热。
到过广州的人都知道，那里8月份的气候，既潮湿又闷热，江青陪同大肆吹捧她的美国作家维特克，在室外一玩儿就是三四个小时，逛月秀，看兰圃，去石湾，活动量大得惊人，跟随她的工作人员都热得难以忍受，而江青并不喊叫热。
四是怕光
江青怕光怕得出格。她大白天在室内看文件，有时叫工作人员把3层窗帘全部拉得严严实实的，一丝光也不准进去。打开光线柔和的落地灯，灯罩上不是盖着一块黑布，就是盖一块厚厚的深绿色的布。
江青在全国各地居住的房间室内的光线都很暗。特别是在上海的房间，室内的各种色调更加适合江青的要求。诸如灯光、屋顶、墙壁、门窗、地毯、窗帘以及各种家具都是绿色的。打开灯以后，好像进了威虎山的威虎厅。如果我们一个人在她的室内工作，还真有点儿害怕。可这非常适合江青，她觉得非常舒服。
但是，她在公共场所会见外宾、接见红卫兵时，摄影记者给她拍摄，聚光灯骤亮、强光照射、闪光灯不停地闪烁时，她一点儿也不怕，还兴高采烈地鼓掌、讲话。
江青对同一事物的“四怕”和“四不怕”是受她的情绪支配的；况且，江青这个人神闲气定的时候又极少。但是，江青有病也是真的，在中共中央高层*中大多数都知道江青的身体一直不太好。从1949年到1956年，江青前后4次到苏联去治病。
第一次去是1949年4月初。江青得的扁桃体炎，高烧不退，在莫斯科做了扁桃体切除手术。在那里她静养了7个月，于11月回到北京。
第二次去是1952年的初秋。江青得的肝炎，肝区疼痛，发高烧，用青霉素消炎治疗，大约治疗和休养了11个月才回国。
第三次去是1955年7月。江青得了子宫颈癌，在莫斯科进行治疗，不久回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