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我们概述了沈阳城的历史沿革，然而最早在沈阳城范围内修筑城垣，也就是说最早的沈阳城究竟是建在什么时代，从文献记载来看，是从辽代的沈州城开始的。但《沈阳县志》中说：“唐睿宗时，渤海大氏置沈州，辖于定理府，古城在县治东南二十里，周围二里零二百步，东西二门，又古城在浑河左岸，北为天柱山。”此外《满洲源流考》同持此说，均将渤海之沈州、东牟山与移置之后的辽代沈州混为一谈，实不值一辨。
辽代始建沈州城，金、元、明以及清代的城址皆在辽代沈州城基础上沿用，或是重修而发展起来的。
辽代沈州之所以被确定为今沈阳城，其主要依据如下：
《沈阳县志》中载：“承德县治东北隅，即古乐郊县。”乐郊县即辽太祖俘蓟州三河民而置三河县，后改名为乐郊县，为沈州治。乐郊县旧址当在清沈阳城的东北角，故沈州在清城范围内无疑。此其一。
据“释迦佛生天舍利塔”的石函刻铭文中有“沈州”二字。又记：“辽乾统七年……于州北三歧道侧，寺前，起建释迦佛生天舍利塔。”(胡醇、丁军：《沈阳白塔地宫发掘工作》，《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8期。)此塔即在今大北门至小北门中段，沈阳第一三八中学(原白塔小学)院内。与清代的沈阳城，仅一道之隔。塔位于清城九门，也就是明代北城门镇边门的西侧，所以城内南北大街出北门与城外东西向的北顺城街交汇，形成“T”字路，即是铭文中所谓的“三歧道”，而塔在“T”字形路的西侧，故为“三歧道侧”。从而我们又可进一步推测出辽代沈州也应是四门，这同目前已可确定的辽代州一级的城址多为四门的形制是相同的。明城北门的位置正在辽城北门的位置上，同时说明金、元、明三代沿用了辽沈州城，没有增拓。此其二。
从已发掘的辽代李进墓(《辽李进墓发掘报告》，《文物参考资料》二卷第9期。) 所出石棺上的阴刻铭文，知墓主李进为沈州人，死后应葬于城外，而李进墓埋葬地点在今小西门外，这就成为研究辽沈州城方位的又一个佐证。此其三。
最后，值得提出的是，从沈阳故宫院内文化堆积层来看，其上层为辽代，下层为战国至汉，这是研究沈阳及沈阳城历史的第一手材料。
综上所述，可以断定辽代的沈州城是在清代沈阳城的范围内。
金代沿用辽代沈州城，开始甚至连城名都未改变，后来才改为沈州，显德军，隶东京道，金末毁于兵火(《金史·地理志》。)。
元初洪福源率城降，各镇守司徙降民散居辽阳、沈阳，修城郭，置司存侨，中统初改为安抚高丽军民总管，理沈州(《元史·地理志》。)。元修葺金沈州城而继续使用，这一点还可以从元至正十二年《城隍庙记》碑阴刻记中得以证明：“(城隍庙)院地……北至城隅。”(《满洲金石志》。)元城隍庙旧址，坐落于今鼓楼商店北，即属古城的西北角。元成宗时，改为沈阳路，元代的沈阳路沿用了金的沈州城。
到了明代，东北的兀良哈等部和女真族经常威胁边境，出于战争的需要，沈阳城的战略位置越发显得重要了。
为此，明代初年加强了这里的防范措施，除修筑明边墙外，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又命辽东指挥使闵忠在原元代沈阳路土城的基础上改建砖城，其规模并没有增大。改建后城的规模为九里三十步，其城墙高二丈五尺，厚一丈八尺，城周有护城河二道，河宽三丈，深八尺。城墙四面各辟一门，东西、南北各门相对，形成了相互交叉的十字大街，把整个城区分为四个区域，分别叫做永宁、迎恩、镇远、靖边。而每一门又另有一个名称，南为保安，北为安定，东为永宁，西为永昌。在隆庆、万历年间曾重修，当时除将北门改称镇边门外，其余均未做改动。后来清代改建时，改四门为八门，但北门镇边门没有拆除，只是用砖把它封闭起来，正因如此，后来才引出了关于九门的许多神奇的传说。
九门即明代的镇边门，它的位置前面已做说明，有意义的是从这一门的位置，我们可推断出明代当时南北大街的位置，大致应该是清代九门(即沈阳市第一三八中学东侧)，过中央路、铜行里、省文化厅西侧的伟光里一线。而东西向的大街则应在沈阳大舞台至故宫、天乐电影院、水里、大红袍胡同一线，其出口正值清代大东门与小东门中间的位置。这样看来现故宫院内东北隅即为明代十字大街的交汇点。现存的中心庙也在此处。故推知，从辽代至明代，城内的十字大街也一直沿用未变。
以上我们复原了明代的沈阳城，从中又可看出明代以前辽、金、元各时期沈阳城的规模。至于清代沈阳城，专节讨论如下。
清初最早的都城叫兴京，即新宾老城，又叫赫图阿拉城。后迁往辽阳东京城。当东京城还没有完全竣工时，清太祖努尔哈赤毅然决定再迁都沈阳，诸大臣都表示反对，太祖则持坚定不移的态度。《满洲实录》中描述此事曰：“太祖帝欲自东京迁都沈阳，与贝勒诸臣议，诸臣曰：‘迩者筑城东京，宫室即建，而民之庐舍尚未完善，今复迁移，岁荒食匮，又兴大役，恐烦苦。’太祖高皇帝不许曰：‘沈阳形胜之地，西征明，由都尔鼻渡辽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至；南征朝鲜可由清河路以进，且于浑河、苏克素护河之上流伐木顺水而下，以之治宫室、为薪，不可胜用也。时而出猎，山近兽多，河中水族，亦可捕取，朕筹此熟矣，汝等何不从耶!’庚午，自东京启行，夜驻虎皮驿。辛未，至沈阳。”
如此可以看出太祖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才下定决心迁都沈阳的。以沈阳为都，对其入关前的准备工作，是有其战略意义的。
天命十年(1625年)，努尔哈赤从辽阳东京城迁都沈阳以后，遂开始对明代的沈阳城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工程，约用了7年左右的时间才最后完成。改后的城周为九里三百三十二步，比明城增加了三百零二步，墙加高一丈，计三丈五尺。改明代四门为八门，其中镇边门未拆，成了第九个门。同时设门楼八座，角楼四座，并在瓮城增设了木闸设备。八门亦各有一名，从东南起依次为天门(小南门)、德胜门(大南门)、抚近门(大东门)、内治门(小东门)、福胜门(大北门)、地载门(小北门)、外攘门(小西门)、怀远门(大西门)。门额外书满文，内书汉文。其中内治门也就是小东门直至解放初才被拆除掉。城墙上筑女墙，女墙七尺五寸，留垛口六百五十一个，加强了防卫措施。
到崇德八年(1643年)，又在城外四面修建塔寺。东塔永光寺，西塔延寿寺，南塔广慈寺，北塔法轮寺。
康熙十九年(1680年)，又在城的外围增筑圆形的外廓墙，又曰关墙。墙高七尺五寸，周长三十二里四十八步。城墙与关墙中间地带称为关厢，厢内设立八关，即小南关、大南关、大东关、小东关、大北关、小北关、小西关、大西关。随着厢内八关的出现，与八城门相对应，关墙四周又辟八门，称为边门，即小南边门、大南边门、大东边门、小东边门、大北边门、小北边门、小西边门、大西边门。
从这八个边门的具体位置可复原清代当时关墙墙周的范围所在。城内井字大街向外通向八个边门所形成的街道呈放射状。现存最明显的东华门至大西门、大西边门这条大街，基本上是按当时的街道走向而改动不大的。从大北门、大北边门乃至东北大马路，以及其他各路线也多少可以看出原来的一些痕迹。有的地段则被现代化的建筑所破坏。由于清城的街道由明代的“十”字形变为“井”字形，故全城被分割成九个自然区，正中为宫城所占，其余八区则为八旗旗人分居。
前已谈及，清沈阳城改建，从天聪五年开始辟门改街，崇德八年至顺治二年增建四塔寺，直到康熙十九年筑成外廓城垣，前后约用半个世纪的时间，才使沈阳城布局日臻完整起来。清顺治帝迁都北京后，沈阳已被定为陪都，此时清廷还再三增修沈阳城，当然其用意是多重的，不单是为了满族人入关后，在关外保持原有的根据地，留有后退的余地，其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最终完成原沈阳城整体布局的设计规划，使该城具备内方城、外圆廓、四方有四个塔寺的形制。以街道而言则是，方城内井字街，从方城至圆廓有八条放射状的大街相通，这样使整个城平面宛如一平置的车轮状。
沈阳城的这种平面布置是十分新颖的。缪东霖《陪京杂述》云：“按沈阳建造之初，具有深意，说之者谓，城内中心庙为太极，钟、鼓楼象两仪，四塔象四象，八门象八卦，廓圆象天，方城象地。角楼、敌楼各三层共三十六象天罡，内池七十二象地煞，角楼、敌楼共十二象四季，城门瓮城各三象二十四气。”这里，以阴阳家意思去解释沈阳城的布局，未免有点过于牵强。沈阳城的这种特殊形制，是由于宗教意识的影响所形成的，尤其是佛教含义表现得更为突出。
公元8世纪，天竺僧人莲华生等把密宗传入我国的西藏，并与西藏地区的本教融合，形成了喇嘛教。经过后弘期的复兴，于公元13世纪已传入蒙古地区。到明永乐年间，历宗喀巴的改革，使格鲁派(黄教)兴盛起来。后金天聪八年(1634年)，“……墨勒根喇嘛以嘛哈噶喇金佛来贡，遣使迎至盛京。”(《清史稿·太宗纪》)另据《沈阳县志》记：“初，崇德二年(1637年)，征察哈尔，林丹汗达赖实执嚢鞬以从师，有喇嘛默尔根随载至盛京，敕建实胜寺，居之。今俗称黄寺，又称皇寺。是喇嘛教传入沈阳之始。”以上两书虽然时间不同，但都载明，清入关前通过对蒙古地区的用兵，将战俘的蒙古名僧、喇嘛，虏挟至沈阳，从此喇嘛教为满族所吸收，且使清朝的信佛之风日甚，致笃为国教正宗。
喇嘛教源于密宗。密宗的法门，有金刚界与胎藏界两部之别。金刚界以《金刚顶经》、胎藏界以《大日经》为经典。同时，密宗在修法时要建立曼荼罗，意译叫坛、坛场、聚集或轮圆具足等。轮圆具足，轮为车轮，如车轮之毂、辋、辐等，诸相圆满具足。曼荼罗谓如来的真实功德，圆满具足，而无欠缺。《大日经》曰：“曼荼罗是轮圆之义。”
清沈阳城平面布局的这种形式是与胎藏界曼荼罗的含义相吻合的，即方城与城内的井字街道部分为轮毂，从方城至圆廓间的放射状的八条路为轮辐，那么，环形的外圆廓就相当于轮辋了。
此外，关于城外的四方塔寺问题，我们认为它表示密宗的五方佛〖CD2〗五智如来。每一塔寺各处一方，留中央则为大日如来的居处，就是清故宫所在的位置，并以此暗示着清朝皇帝如同大日如来，独尊无上。因之，这种做法的含义又属金刚界曼荼罗。
以满族贵族所建立的清王朝，使女真人的原始宗教萨满教，得到倡导。尽管萨满教不具任何的教义，信奉“万物皆灵”，但萨满教对清朝所产生的影响还是极其深刻的。其中包括在沈阳城的改建上，也掺和了一些反映萨满教的特色，如城四角楼下的仙人洞以及堂子、清宁宫等一类特殊用途的建筑，都标志着清人信奉仙灵的思想意识。当然，这一套专门用于萨满教祭祀的场所，早在赫图阿拉城就已经出现了，同时清北京城也有遗痕，但可以说在沈阳城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如类似城西北隅的仙人桥等传说，皆说明沈阳城的建筑中也具有浓厚的萨满教因素，这也是清沈阳城的又一个特点。
诚然，清沈阳城的布局及建筑除受佛教、萨满教的影响之外，当然也有一些道教的痕迹。譬如《沈阳县志》曾云：“怀远门两扉各三眼。……俗因呼鬼门。”怀远门亦谓大西门，即方城的西南隅，属八卦方位的坤二宫位。坤象以“≡≡”为示。门扉上的六眼是取此六断之意。又按道家的“休、生、伤、杜、景、死、警、开”八门推之，死门直坤，位在西南，主死丧葬埋。若有丧死，罪大辟者，从此门牵出。所以，坤二宫的怀远门，俗呼鬼门的含义应系出于此意。
上面我们论及了沈阳各个时期的历史，并着重介绍了清代沈阳城的基本状况。这座古城正是这样历经多次的变迁演变，几个朝代的更替，逐渐扩大完备发展到现在的。正因为它的历史悠久，特别是作为清代的陪都，故所遗留至今的古代建筑遗迹十分丰富，这对研究我国东北地方史，尤其是清代初年的历史，都是比较珍贵的实物资料。
清沈阳城的平面规划，由于吸收了某些宗教色彩，当然主要是受佛教和萨满教的影响，致使沈阳城的布局、设施上出现许多独特的新因素。正因为如此，清沈阳城模拟胎藏界曼荼罗的做法，不仅是清朝时期的杰作，也可以说是我国城市发展史中的一项独一无二的创举。
沈阳城在其改建时，融合着一定宗教成分，这是它的特殊性。然而，沈阳城基本还是遵循我国历史都城传统规划的内容，即大体具备外城、宫城和面朝后市等特点。沈阳城的宫城，即内方城部分，井字形的主街道，将整个方城区划为九个区域，皇室宫廷只占据中央的一个方域。因清代军政合一的制度，统分八旗，恰巧余下的周围八个方域与八旗编制的数量相合，让每旗各守一方。可见，皇室居处与八旗间有着严格分界。无形中，宫廷内有宫城墙，外有八旗军队的双层庇护，更加戒备森严。清代初时，据《柳边纪略》中记：“城中有钟鼓二，百货集其下。”钟鼓大街辟于故宫北侧，正合“面朝后市”的中国城市传统规划原则。
因此，只有掌握了沈阳城的全部历史，尤其是清代沈阳城的平面布局的真正含义，才能充分认识它。清沈阳城是我国城市建设发展史上的一项伟大创举，同时也是我国宗教艺术中的精华。清代沈阳城是我国传统的建筑方式与宗教艺术相融合的结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