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种是对中国明显构成威胁的。
如阿富汗战争，这样的战争虽然不能说明显针对中国，但在中国背后插上几个芒刺还是会让中国浑身不自在，这就是当年为什么在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条件中，中国坚持把苏军撤出阿富汗列为其中之一的原因。其实，这样的芒刺还有美军在中亚的基地，还有美军在蒙古打造的“战略之眼”，一旦缅甸的局势有变，美国照样也会大举进入。类似的战略追求将是无止境的。
还有一种是隐性针对中国的。
如利比亚战争。这样的战争事实上打击了中国的海外利益，特别是给中国的能源与原材料的战略保障带来强烈的冲击。未来美国在世界各地发动的战争，将更多地针对中国的海洋通道而展开，这将成为美国在全球范围内遏制中国而排兵布阵的有机部分。
所以，纵观战略环境的变化，我们认为，中国即将进入迎接严峻挑战的时期。结合这样上述四个方面理由，难道还不足以说明，中国正面临实现而紧迫的战争危险吗?
既然战争的危险客观存在，鉴于现代化战争是综合国力的较量，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中国将面临怎样的考验。
考验之一：是奋起反击还是忍辱屈从
自从中华民族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打交道的第一天开始，这个问题就一直在中国纠缠。
一直都有人认为，中国的发展就是要用西方的模式改造自己，这样才能争取到西方的认可与认同，才有出路与前途。为此，他们主张，中国应该顺应西方的要求，按照西方设定的秩序，在其规定的框架内确定自己的行动和取向。其中的激进者甚至放言：中国的不幸在于没有彻底成为西方的殖民地，如果中国能当400年西方殖民地，那么中国的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
正因为这样，他们坚决认为，普世价值适应中国，也必须推行于中国。这是世界潮流，是人类发展的方向。中国只有按照这个方向发展，才能避免与普世价值冲突，才能找到国家与民族的归宿。
于是，他们把西方霸权采取的一切遏制围堵行为，都归咎于中国的“过错”：专制，封建、傲慢、威胁等等。显而易见，在他们那里，西方又一次代表了真理正义与圣洁伟大，中国就又一次沦为了魔鬼、撒旦。
显然，这是一种主动投靠、积极卖身的理论逻辑。按照这样的逻辑，最终的结果将是消灭中华民族，因为按照这样的主张实行下来，即使中华民族的躯壳仍然还在，但灵魂早已归了人家。所以，尽管这种主张一直叫得欢、跳得高，但其实应者寥寥、和者甚寡。
另一种主张与之有所不同。这种主张认为，现今世界的秩序就是西方世界塑造的，中国无力也不应该试图去改变、去冲击它，而应该努力适应，谋求在此条件下取得发展。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实践，在相当大程度上就是这样一种主张的实践，结果也给予此类主张以相当的支持。于是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两个重要的理论：一曰“机遇大于挑战”，一曰“韬光养晦”。这是两个相辅相成的东西：，“机遇大于挑战”是前提条件，没有这个前提，“韬光养晦”将无从提起，也立不住脚。所以，尽管三十年间世界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机遇大于挑战”却始终不变。照这些人目前的论调，估计今后一百年都要坚持不变。“韬光养晦”是“机遇大于挑战”的逻辑结论，既然机遇是如此之多，自然小不忍则乱大谋，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动辄就能听到“从XXXX大局出发”的原因。
显然，这是一种忍辱屈从的主张。按照这种主张的逻辑，当代中国面临的所有挑战，其中特别是来自西方霸权的遏制围堵，都可以用“韬光养晦”来“韬”掉“晦”掉，只要紧紧抓住那个“大于”“挑战”的“机遇”，就没有过不去的河、翻不过去的山，为此，忍受屈辱也好，躬身服从也好，一切都在所不计了。如此说来，这的确是一种“大谋”，也堪称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因为谁都知道，考诸历史，凡“韬光养晦”者，无一不是顶尖罕见的智谋之士。
但是，经验和常识告诉我们，“机遇大于挑战”也好，“韬光养晦”也好，充其量都是权宜之计，根本不会成为一种永恒。“机遇”取决于外部环境，随着外部环境的激烈变化，“机遇”和“挑战”的大小关系也必然发生变化，也就是说，有多长时间的“机遇大于挑战”，紧接着就要有相应时段的“挑战大于机遇”，这完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现有的国际体系能给中国提供多大的发展空间，完全取决于这个体系主人的意愿。当中国的发展成为他们一件难以忍耐的事情后，所谓的机遇就将日渐萎缩。据说奥巴马表示，“如果10多亿中国人口也过上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地球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将陷入非常悲惨的境地”。可能就是这个意思。所以，那种以为现有国际体系将支持中国长时期发展下去的想法，那种信誓旦旦地所谓 “坚持一百年不动摇”，完全都是些主观臆想，既没有任何理论根据，也没有任何一点实际可能。从战争危险的角度出发，一旦战争降临，所有的一切机遇都将土崩瓦解、烟消云散，再想搞什么“韬光养晦”而不可得矣。当年刘备对曹操搞过“韬光养晦”，但当曹操83万大军南下的时候，刘备就再也“韬”不下去“晦”不下去了。越王勾践也是玩这个把戏的高手，也确实把夫差蒙混住了，但如果夫差不听伯嚭的而是听从了伍子胥的意见，那么勾践还玩得下去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