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自己烙的“背锅子”，卖相不好

“背锅子”，也称硬面烙饼，是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一种特色面食，也是一种令人怀念的食品。

“背锅子”本意是我们当地人对患有驼背病症的人的叫法，因为驼背的人脊柱向前弯曲，就像背了一口锅，所以被称为“背锅子”；而这种用过去那种家用“六烧”或“七烧”大铁锅烙出的硬面烙饼，因烙制时饼面贴合圆弧状的锅壁，成熟时的烙饼也呈圆弧形，所以人们形象地把它叫做“背锅子”。

之所以说“背锅子”是一种令人怀念的食品，因为它承载了家的记忆，客观上反映了过去的历史。

一、难忘童年的“背锅子”

经常想起当年的背锅子，偶尔也会自己尝试着做，有时去饭店也会点一个，但总“不是那个味儿”。

小编童年时曾经吃过两次背锅子，印象特别深刻。

我幼年时期，身体病弱，毛病不断。抚养我的爷爷、奶奶和父亲想法设法想治好我这毛病，好让我健康长大，顶门殿户。一次，家人听说有个偏方对于小孩身体虚弱有疗效，这个偏方是吃7个油炸“黄棒虫”。“黄棒虫”是我们当地一种叫“龙虱”的幼虫，我们称的“龙虱”并不是广东美食的那种水生“龙虱”，它的学名叫“曲牙锯天牛”，山东、河南一带叫“水牛”，这种甲虫在夏季雷雨过后的荒地会大量出现。吃虫子，对于上世纪70年代末我这个内蒙古后山地区又身体不好的小孩子来说，一听说就要恶心反胃，死活不肯吃。家人的这种想法也只好作罢。

“龙虱”

“黄棒虫”

一次，爷爷从他劳动的公社“良种场”步行十几里回来，给我带回了几块“背锅子”。这是我这一生中吃到过的最酥脆的“背锅子”，会掉渣渣的“背锅子”。见到如此美食，我也不管家人吃到没有，自己都独吞了。原来这几块烙饼里面放了一只刺猬的油脂。为什么加入刺猬的油，还是为了给我补身体。为了怕我反胃心里不高兴，家人也是在我吃过几天后才告诉我的。可怜天下老人心啊。

还有一次是在本村读小学三四年级时，邻村的一位同学因为我当时学习好，就想和我结拜，想法设法“买哄”我。一次，他偷偷地叫住我，给了我用报纸包着的一块“背锅子”。这是我这多半生中吃到过的最好吃的“背锅子”，厚薄适中、花纹美观均匀，又有面的焦香又有菜籽油的特殊香味，真是梦中都想不到今生也不再有的美味。

这块令我至今难忘的“背锅子”，是我们当地一个烙这种饼很出名的二旺老汉烙的。二旺老汉和我这个小学同学是一个村子的，或许是因为他烙背锅子烙的好，再加上他的儿子是生产大队的干部，所以老汉就给大队看门。而我这个小学同学的大哥是大队的会计，所以他能经常往大队跑，也就能弄到这么好吃、供大队干部享用的美食了。

要烙好这看似简单的“背锅子”，实际还有一些讲究，一方面面要和好，另一方面就是个火候。当年，村里面都是烧柴草，主要是烧麦秸。柴草做饭，火焰能爬满锅外，火力温和，因此柴草做的风味是现在的燃气、电磁灶具难比的。据村里的人们说，二旺老汉烙“背锅子”是很下功夫的，当面饼下锅前，他会给灶里填一把麦秸点燃，使锅均匀受热，烙饼迅速定型。然后盖上木质锅盖，抽上一锅旱烟，喝上几口水；过一会儿再轻轻“巴嗒巴嗒”拉几下风匣，然后再抽上一锅旱烟，喝上几口水；如此反复几次，不急不躁，耐心操作，好吃的背锅子才能烙好。而性子急的人烙背锅子，往往会造成表面焦黑，“烙烙饼烙成了黑茶盘”。

现在用电饼铛烙的“背锅子”，饼面是平的

二、“背锅子”折射的当年农村历史

在以前的农村，“背锅子”被称为光棍饭，光棍就是娶不上、娶不起老婆的单身男人。之所以“背锅子”被称为光棍饭，主要有这几点原因：首先是“背锅子”制作相对容易，只需要将白面加少许苏打粉加适量水和好（面要硬一些，所以也称为“硬面烙饼”），稍微醒一会儿或不醒都可以，灶里点上一把两把柴草就可以烙熟了；另外就是“背锅子”干香好吃，可以存放较长时间，做上一次能吃几顿；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背锅子”烙好后锅还是干净的，不用光棍人汗手汗脚、“糊糊擦擦”地洗锅。

背锅子虽然制作简易，是一种好吃的，但在改革开放前，对于一些人，也并不是啥时候想吃就能吃的。当时国内城乡实行粮食定量供应，“人人360，你吃了我不够”。每人每天基本上1斤粮食，你就不能想吃啥就吃啥，家庭妇女们只好想方设法“稠稀交替”进行调剂，我们当地原来流传着一句俗话说，“吃面省，吃饼费”，如果多数时间里只吃烙饼，不喝稀粥不“喝”汤面，那么你下半年就没有粮食吃了（城镇人是下半月），要面临饿肚子的危险。

当然在当时的农村，一些“阶级成分”好的贫下中农人家不在乎以上所述的这些，“背锅子”想吃就吃，不用担心饿肚子，因为有“返销粮”、“探前粮”等社会主义制度保障。所谓“返销粮”，正式的解释是国家向农业生产经营单位销售的粮食，通俗一点就是农业生产队收获的粮食，向国家交售后，剩下的不够家庭食用，需要再向粮站购买，这就是返销粮；所谓“探前粮”，就是农民因粮食不够吃提前向生产队支取下一年度分配的定额粮食。当时的农村，一些家庭吃“探前粮”，是导致“倒分红”现象发生的重要原因。“倒分红”，是改革开放前的一个名词，农民（当时称“社员”）在生产队劳动，以“工分”记取报酬，年底生产队根据整体收入和“社员”劳动的总工分，计算出一个工分值几分几角钱，然后进行现金分配，以当年小编所在农村为例，极少数好的家庭（大部分都是掌权的，比如生产队队长、会计、保管、看田的、看树林的等，说来话长。）劳动一年能分个八、九、十来块，少部分中等一些的分个四、五块，绝大部分都是“倒分红”，也就是劳动一年，反而欠了生产队的钱。俗话说，“虱子多了不痒，饥荒（债务）多了不愁”，更不用说欠生产队这个国家基层政权组织的钱了。至上世纪80年代前期，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人民公社解散后，农村家庭欠生产队一两千元巨款的也不在少数。当然，这些最终都成了一笔烂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