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和平与发展依然是当今世界的主旋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却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机。当下，欧美发达国家因为分配制度失灵，经济增长陷入停滞，贫富差异日益扩大、社会矛盾频发，更是加速了地缘政治裂变的风险。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发挥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越性，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不断尝试和前进，这一努力不仅关于民生福祉，更关乎全人类发展和全球治理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迷思，从根本上摒弃了西方社会以资本为中心的传统现代化模式，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

[1]2021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4.72％，“十四五”规划提出2025年城镇化率要达到65％。据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预测，2035年中国城镇化率有可能达到74.39％。因此，中国城镇化率提升预计还有约10％左右的空间。以14亿人口来计算，预计还有1.4亿农民将变为城镇户口。

二、供给需求齐发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迈向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此次报告提出，“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2015年以来，在较为强韧的总需求支撑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经过多年的调整，相关领域已出现深刻变化，工业过剩产能逐步出清，房地产库存明显去化，宏观杠杆率增速明显趋缓，企业经营成本持续下降，现代化基建体系初具规模，在使得经济发展重新“轻装上阵”的同时，也对总需求产生了一定挤压。

2018年以来，政策层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开始进行更为精准的调控，去产能方面明令禁止“一刀切”，去库存方面减弱棚改货币化节奏，去杠杆方面允许杠杆率以稳为主。

2020年以来，政策层更加重视“供给端和需求端协同发力”，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此次报告再次确认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

展望未来，需求侧管理将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协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相关政策，会使供给曲线左移，是在做减法，所以必须要配合拉动总需求的政策，这样才能防止经济增速回落。高质量发展需要“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注重需求侧改革”，“双循环战略”和“建立统一大市场”将会成为贯穿下一阶段的经济主线。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主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四万亿”财政刺激计划在推动经济全面复苏的同时，也刺激产生了较为过剩的产能、库存和杠杆水平，钢铁、煤炭、水泥、电解铝等产能严重过剩，行业亏损面持续扩大，产能利用率降至历史底部。

2015年10月，刘鹤主任[2]在广东调研时提出“大力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更加重视供给侧调整，加快淘汰僵尸企业，有效化解过剩产能，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早期萌芽。

2015年11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随后，*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进行了进一步阐述，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就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国务院、地方政府进而推出了一系列措施，具体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质上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核心是“三去一降一补”。在产能严重过剩带来行业持续亏损的时代背景下，为了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运而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意在从生产端入手，促进产能过剩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降低企业成本，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简言之，就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去产能主要是通过对生产设备和产品进行改造和升级，以解决产品供过于求造成恶性竞争的不利局面，主要涉及钢铁、煤炭、水泥、电解铝等产能过剩行业。2016年以来，国务院相继推出多项政策纲领，持续推进钢铁、煤炭等领域淘汰落后产能，严格控制新增产能。

去库存主要是对房地产库存较高的城市，通过减少住房用地供应等措施去化商品房库存。《国土资源“十三五”规划纲要》指出，要“结合房地产去库存，实施有效用地调节政策，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在住房供求关系紧张地区适度增加用地规模；对房地产库存较高的城市，减少直至停止住房用地供应。”

去杠杆主要指降低宏观杠杆率，特别是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以及金融、房地产等特定领域的杠杆水平。一方面，2017年以来，证监会、银保监会等部委陆续推出《资管新规》等监管规定，要求资管产品合理控制杠杆水平，金融加杠杆水平明显降低。另一方面，2020年央行等部委联合出台了重点房地产企业资金监测和融资管理规则（三线四档），年底又推出了对商业银行信贷占比做出明确规定的“房贷集中度管理”，大幅提升了房地产行业的融资难度，致使房地产行业持续多年的“高负债、高杠杆、高周转”模式受到挑战。

降成本主要是减轻企业税费负担，降低制度交易成本，转变政府职能，简化管理，下放权力。2016年国务院引发《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的通知》，提出“3年左右使实体经济企业综合成本合理下降，盈利能力较为明显增强”。随后，2017年至2022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每年均会发布当年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重点工作清单。

补短板主要是弥补基础设施建设的不足，弥补科技创新和科技进步的不足，弥补城乡发展的不足和城乡差距大等问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迈向协同发力新阶段，力争实现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经过多年的调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使得经济发展重新“轻装上阵”的同时，也对总需求产生了一定挤压。2020年以来，政策层更加重视“供给端和需求端协同发力”，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此次报告再次确认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

展望未来，需求侧管理将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协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相关政策，会使供给曲线左移，是在做减法，所以必须要配合拉动总需求的政策，这样才能防止经济增速回落。高质量发展需要“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注重需求侧改革”，“双循环战略”和“建立统一大市场”将会成为贯穿下一阶段的经济主线。

需求侧管理本质上是为了改善需求结构，包括：降低外需依存度，降低投资驱动比例，升级贸易、投资和消费。总结决策机构相关表态来看，决策层对于需求侧管理的诉求主要体现在：一是，扩大内需，但也要求稳定外需，是通过内需的更优异表现降低对外依存度，而不是弱化外需带来“衰退式”的结构改善；二是，扩大内需不基于外需表现相机抉择，也就是扩大内需是个持续动作，不因外需表现亮丽而停滞；三是，结构升级核心含义就是“不走老路”，弱化房地产产业链在经济结构中的决定性作用。

扩大内需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是我国形成国内大市场、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关键之策。我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正处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阶段，未来消费、投资发展潜力仍然巨大。

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下，扩大内需意味着，要在消费、投资等方面进行有效的制度安排。首先，要有效促进消费，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并发挥消费的牵引作用；其次，着力扩大制造业投资，通过技术革新、优化供给结构，创造新的需求；最后，全面加强基础设施投资，通过补短板、促创新，发挥改善民生、促进消费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