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也在演戏，演得很高兴，扮做一个为人尊敬爱护的人。”

这是张爱玲在《怨女》中，对去浴佛寺为姚家老太爷做六十岁阴寿时，姚家二奶奶柴银娣在途中情形的描述。

对于姚家老太太来说，柴银娣的可取之处，除了可照顾二爷生活外，其余的应该只有那一分美貌而已：

“老太太最得意的是亲戚们都说她的三个媳妇最漂亮，至于哪一个最美，又争论个不完。”

但是这一分美貌，却并没有让银娣在姚家得到少奶奶应有的待遇，否则也不会出现短暂的在外途中，高兴地扮演着“一个受人尊敬爱护的人”，在外人眼中营造出了一种“成功”，并为了这份莫须有的“成功”洋洋自得。掩盖在这份“虚荣”背后的凄凉，是银娣嫁入姚家生活后的种种不顺。

嫁入姚家后，给银娣配备的佣人数量与其他两房是一样的，只不过为了凑数把“这房派到那房，没人要，因为爱吃大蒜，且秃顶”的老夏妈分配给了她，二房在姚家的地位不高，以致于其他房的丫头腊梅可以“后来居上”的夺走老夏妈为银娣打的热水壶，甚至还敢对老夏妈打趣二奶奶银娣：

“厨子现在不知道在哪儿买油。在别处买二奶奶不生气？”

姚家老太太除了在银娣刚进门时，有过一段“客气”的时间，不久之后，就开始变得冷淡，甚至有时还会因为些许小事对其冷嘲热讽，姚家老太太曾是官宦之妇，寡妇当家多年，平日里除了恪守着一些“老规矩”外，处世风格颇有老太爷鼎盛时颐指气使的风范，银娣与这种家风格格不入，也或许是在姚家人心中，她也从未真正的进过他们的眼，对此最好的佐证，就是她与另外两房少奶奶的微妙氛围：

“她们两妯娌自己一天到晚开玩笑，她说句笑话她们就脸上很僵，仿佛她说的有点不上品。”

身处在家庭的这种氛围之中，对于一个过分在意他人眼光的女人来说，是十分残忍的，她从未享受到曾幻想能得到的“待遇”，唯一的特权或许仅是对佣人的咒骂，而佣人对此举心中也存有一定的愤然，只是表面漠不做声。

△《怨女》剧照

银娣与丈夫的关系也很微妙，他的丈夫长期卧在床上，其实他除了眼瞎以外还患有软骨病，终日吸食鸦片，据说是患有哮喘的缘由，实际上可能更是为了填补内心“意难平”的空虚，他对家里的事漠不关心，向他提及大爷与三爷从家族账上支钱的事情，他也没有任何态度：

“他反正有钱也没处花，乐得大方。也许他情愿只够过，像这样白看着繁华热闹，没他的份，连她跟着他也像在闹市隐居一样。”

他的存在没有为银娣提供任何便利，更没有满足她任何一丝的“需求”，无论是心理的，身体的，他人的，还是自己的。不仅如此，反而有时还会成为他人名为赞许实为讽刺的对象：

“不像你跟二爷恩爱夫妻。”

真的恩爱吗，他们与银娣心知肚明。如果说她与丈夫姚二爷的夫妻关系微妙的话，那么她与姚三爷的关系就更加微妙了，在姚家除了丈夫及佣人外，她平常能接触到的男性唯有大爷与三爷，大爷一心向“上”，对银娣这般的存在是不屑一顾的，因此唯有与三爷的关系为近，甚至于偶尔互相间可以任意的“嬉闹”。

张爱玲在《怨女》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她到现在才发现那真空的压力简直不可抵抗，是生命力本身的力量。”

乍一看，这句话会有些突兀，或是不知所云，但实则是银娣后期对“寂寞空虚”的一种感悟，她以为有些寂寞与空虚是可以扼制或忽视的，却发现有时发自内心的*很难抑制。真的不可抵抗吗？也并未如此，但首先要真正读懂心中的“*”，而后还要正当的疏导或化解，后期银娣的感悟都有些片面，何况在那之前的银娣了。正是由于她内心的一丝*，让她莫名的对姚三爷产生了些许情愫。

这份情愫在与姚三爷的嬉闹中生长，在姚三爷刻意而为的“暧昧”氛围中滋生，在一次嬉闹中，他让银娣唱个歌，这让银娣误认为是对她有某种特殊的关注，当时没有唱，随后一晚她暗自偷偷的唱给了他，只是二爷听到后无意的言语透漏出对她真实的看法：

“这个天还有人出来卖唱。”

银娣唱的歌是《十二月花名》，其中透露的是女子发自内心深处对幸福的渴望，这首歌出自她的口中时，却又是另一番味道，可能更多的是寂寞伴随而来的空虚，而这或许也是姚三爷乐于与她“嬉闹”的一部分原因吧。

银娣与姚三爷的关系未完待续，随着时间的发展，银娣对丈夫姚二爷的最后一丝“良知”逐渐的消磨殆尽了，当他让银娣帮助寻找他那串“最喜欢的桃念珠”时，银娣的举动已经暗示着内心的改变：

“她走到五斗橱跟前，拿出一只夹核桃的钳子，在桌子旁边坐下来，把念珠一只一只夹破了。”

不久，银娣为姚二爷生了一个男孩，仿佛预示着她嫂子的话短暂成真，她的处境开始变好了，姚家老太太对她又开始了重视，但随之而来却是另一番苦恼——银娣家中要为她的孩子准备满月礼，这是关乎颜面的事情，她要凭借此来翻身，而重任就要落在哥哥炳发的身上了。

但难处在于，他哥哥与嫂子不管是早已“商量好了”，还是真的无处筹钱，“满月礼”成为了一件棘手的事，他们提议银娣去找老太太寻求帮助，但是银娣认为并不妥，一是老太太的喜欢是靠不住的，这很可能会为以后埋下隐患，二是老太太多年远离“喧闹市井”，不了解外面的市价，给的钱不会多，家里安排人去买只会“粗糙”，自己去买又会被有心人怪罪他们不会买东西，不上台面……随后他们又提及让银娣去找姚二爷求助，也被她否决，她这一刻有些“怨”哥哥与嫂子：

“她这时候刚生了儿子，大家有面子，下股子劲硬挺过去，处处要人家特别担待，谁拿你们当正经亲戚？她恨他们不争气，眼光小，只会来逼她。”

可即便这样，为了自己的颜面与未来的生活处境，她摁下了心中的愤懑与怨恨，偷偷的让嫂子把自己“头面”装在哥哥带来装饭的“提篮盒”带出去，短期当掉去买满月礼，这件事情看似圆满的度过，但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被一些人暗自嘲讽：

“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人家本事大，提篮盒拿出拿进，谁晓得装着什么出去？”

恰在这个时候，对银娣更为不利的事情发生了，三奶奶想要重新穿的一朵珠花意外丢失了，没有人怀疑真正偷盗者姚三爷，都把矛头指向了二房：银娣与她的嫂子，事实无人去追究，风波也被老太太压下，但是造成的影响却让银娣在姚家的处境更为艰难——尤其是这个对他人眼光尤为在意的女人。

两个月后，一切看似风平浪静，浴佛寺一行，让银娣一度获得姚家以外路人的羡慕，她努力的扮演着二奶奶应有的仪态，无人提及她的丈夫姚二爷，她喜欢这种感觉，这是曾经期待的样子：

“她喜欢出去，就是喜欢做三个（姚家少奶奶）中间的一个。”

那天，姚三爷是最后到的，在银娣携带儿子暗自“惆怅”的时候，二人相遇在寺庙的走廊中，在偏殿里将曾经的“暧昧”延续，她诉说着内心的苦楚，把他比喻成前世冤家，忘不掉又无法躲，她让他给一个答复，他无法回答，却用行动给予了回应，孩子持续的哭声将想要弥漫开来的*气息豁然震散，把二人唤醒，没有让错延续到底。

回家之后，她开始怨那一刻的放纵，担忧未来的路，担心姚三爷的嘴，恐惧姚家人得知此事后的眼光，在深夜，姚家人都已入睡后，独自一人想要解脱——上吊。

虽然她知道这种行为没有意义，若是在珠花事件后上吊最起码还能表明自己的心迹以此证明清白，可能也无法获取他人的认可，甚至还会说：“小户人家的女人惫赖，吵架输了，赌气*事”，但是原本可能会在意的东西，这一刻都不在意了，她不愿在想关于未来的事情了，即便有放不下的担忧，但是她若能让人去挖掘其中隐藏的秘密，甚至可以察觉她除了姚二爷以外还有另外的人，可能也是一种满足——畸形的心理满足。

但丁曾说：“我们唯一的悲哀是生活于愿望之中而没有希望”，对于银娣来说，她看似没有了希望，但实际上若抛开他人的眼光，好好的生活未必会如此的坎坷。

她在姚家的坎坷与不幸，有姚家人很大一部分的责任，但不可否认的是也有银娣自身的问题，她将原本承受的疼变得愈加的痛，因为她在意他人的眼光与看法，无论是面子还是虚荣，她把一些原本可以“一笑而过”的事情，演变成了事关“颜面”的大事（满月礼如此，珠花事件也是如此），内在的骄傲不是他人给予的，而是自我的一种肯定与认可，这就像席慕蓉说的：“人的一生应该为自己而活，应该学着喜欢自己，应该不要太在意别人怎么看，或者别人怎么想。其实如何衡量你也全在于你自己如何衡量你自己。”

柴银娣未必真的害怕在姚家生活的“艰辛”，更多还是害怕他人对她的评价。

网络中有一句热度很高的话：“不要在别人的眼光里找快乐，否则永远悲哀；不要在别人的嘴巴里找尊严，否则永远卑微”，用此来评价银娣的生活状态尤为合适，她渴望被认可与尊重，只不过用错了办法，走错了路，所以越走越偏，渐行渐远。若非如此，即便坎坷，但是未必不能从困苦的处境中，找寻到慰藉内心的快乐与走下去的理由，无论是客观情况下姚二爷的陪伴与心，无论是的确脱离了困苦的生活水平，无论是她生下的全新生命，无论是未来可以窥探的点滴光明……

歌德说：“大自然把人们困在黑暗之中，迫使人们永远向往光明”，可是银娣却在他人眼光的束缚下，放弃了远方转身投入了更为阴冷的黑暗，是一种不幸更是一种难言的悲哀。至于她与姚三爷的情愫，可以说完全是压抑下不自爱且放纵的表现，她以为能从他的身上获取温暖，享受一定爱情的美，然而脱离爱情的暧昧，只会给自己带来数之不清的后患与伤害，很难孕育成真正的爱情。

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类似柴银娣这种状态的人也并不少，无论是工作，婚姻生活，还是日常社会交往中，部分人很容易将目光聚焦在他人的身上，以他人的喜好及评价来衡量自己及生活方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价值观，我们很难一一对照，所以很多事走自己的路，无愧于心，对自己负责，或许才是最好的选择。

“她每次看见有个亲戚，大家叫她大孙少奶奶的，总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大孙少奶奶辈分小，已经快六十岁的人，抱孙子了，还是做媳妇，整天站班，还不敢扶着椅背站着，免得说她卖弄脚小。替婆婆传话，递递拿拿，挨了骂红着脸赔笑。银娣是还比不上她，婆婆跟前轮不着她伺候……上头老是给她没脸，怎么管得住媳妇？等到老太太死了，分了家，儿子媳妇都不小了，上一代下一代中间没有她的位子。”

这是张爱玲在《怨女》中，对姚二爷及老太太死后，银娣的心理描述。

一晃儿，银娣在姚家十六年过去了，上一次她上吊时被丈夫姚二爷发现，唤人及时救了下来。那件事后，姚家人对她上吊的原因议论纷纷，但没有人把这件事指向姚三爷，老太太从那以后对银娣更加冷淡，以姚二爷身体不好为由，基本不让银娣再到她身边伺候。后来不久，姚家全家人去普陀山给二爷许愿，把她一个人留在家中，又把在南京看房子的一些老人都叫回来日夜看守，许是担心银娣再次想不开发生意外，许是如同银娣的猜测一样，担心那年“珠花事件”再次发生。

从那以后，银娣开始真正的沉沦了，随着二爷抽上了鸦片烟，若说二爷是为了对付空虚，或许银娣更多的则是为了逃避现状麻痹内心。直到姚二爷与老太太接连去世后，她心境已然发生变化，曾经婚前的种种美好期待早已腐朽不堪：

“其实她这时候她拿到钱又怎样？还不是照样过日子。不过等得太久，太苦了，只要搬出去自己过就是享福了。”

即便如此，银娣还是希望可以分到更多的产业，许是为了补偿曾经的处境艰辛，许是为了补偿年华的流逝，许是为了更好的“吃烟”，也许是为了她最后的一丝颜面及无所依的安全感……最后主持分家的是姚家公亲九老太爷，分配的并不公允，但是银娣的反抗也没有效果。

脱离姚家的大家庭，分到一定的产业单独出来住，银娣原本可以过上一段舒心的生活，可是因为在意他人的看法，生活过得仍旧不堪，新家没敢布置：

“不光是为了省钱，也是不愿意露出她自己喜欢什么，怕人家笑暴发户……分到的东西，除了用惯的也不拿出来，免得像是拣了点小便宜，还得意得很。”

唯一增添的东西就是一张烟铺，放在了自己房间内，曾经的佣人银娣也没有更换：

“她用的都是老人，要是一出去就换人，又有的说了……不过留着他们也有桩好处，否则也不大觉得现状是她的天下了。”

曾经她性格中的“要强”，似乎又回到了她的身上，只不过变成了另一个样子，她要争气，为了其他房曾对她的歧视，她在意别人的目光，守旧不愿招惹是非，无法去追寻新的生活，慢慢年纪不大的她却成为了一位“遗老”，她沿袭着老规矩，除了吃烟外，全部按照老太太生前的样子进行。

期间，姚三爷上门找过银娣两次，皆是为了借钱，第一次银娣给予了，第二次姚三爷为达成目的，想要强行续上浴佛寺中断的残“情”，及时清醒的银娣阻止了事态的发展，最后二人的关系，在银娣当着外人面给姚三爷一个“嘴巴”而告终。

她的儿子玉熹，成为了她生命中情感最后的依托，她为了避免他跟其他房的孩子学坏，他们进了书房，银娣单独给他在家中请了先生，大奶奶家的儿子小丰出洋留学，玉熹对此也曾表露过羡慕，但在银娣的心中这是无用之举，那个年代出国留学回来后依旧要留在家中，何况在银娣的心中，她情愿玉熹像姚二爷那般待在家中“韬光养晦”与她陪伴，他们是姚家嫡系，也没必要去触碰新式的东西。

后来无意间得知玉熹曾一段时间随姚三爷到“堂子”里玩耍，大发雷霆。为了安抚儿子“躁动”的心，她还未给儿子娶妻先答应以后为他娶妾，娶的妾则是儿子心心念的戏子——粉艳霞。实际上，银娣的心中却有另一番打算：

“在他的年纪，他需要一个梦想，才能够约束自己。让他以为他要是听话，她真肯拿出钱来替他娶粉艳霞。等他吃上了烟，他会踏实些，比较知道轻重。”

或许，这就是银娣当初“吃烟”的原因，麻痹了所有对未来的期待。她为玉熹选亲时，挑选了门当户对无为州的老亲冯家，因为这是银娣一生唯一可以讲“家世”的机会，她不愿意让儿子借祖荫出去当官，只能在选亲时体现自家的“高贵”，冯家其实也是下选，冯家女儿样貌极丑，但是没有办法，周边的亲戚不愿与二房有所接近，她又不愿选择一般的家庭徒增笑料，只好“退而求次”。

儿媳进门的当天，为了在儿媳面前彰显地位，她对儿媳百般刁难，可能这其中也有另一部分原因，儿媳入门触动银娣嫁入姚家时的痛，银娣的美貌并没有让她在姚家处境平坦，银娣又怎能让与她曾经容貌“差之千里”的儿媳好过：

“她一天到晚跟她找碴子。三十年媳妇三十年婆，反正每一个女人都轮得到。”

在银娣的欺压下，儿媳病了——痨病，她又让玉熹将丫头冬梅收房，她处处无形中抬高丫头冬梅的地位，并扬言等冬梅生下儿子后立马“扶正”，但等冬梅生下第二个儿子，儿媳被逼死以后，银娣答应冬梅的事情又不了了之，反而开始针对起了冬梅：

“只要虚位以待，冬梅要是上头上脸起来，随时可以扬言托人做媒，不怕掐不住她。”

或许，银娣产生这种状态的原因，一部分也是担心他人会触碰到她在家中的地位，这是可以让他人畏惧且羡慕她的东西，哪怕由此会引来他人的非议，哪怕这种非议也会让银娣不舒服，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其中的“否定”也伴随着她的“权威”。如同她对儿子玉熹的婚事处理，招到的非议：“没给儿子娶填房，比逼死媳妇更叫人批评”，她听到后心会痛，会想到说话人的嘴脸，甚至会触碰到过去的种种带来的伤，她自己也承认了自己的病——在意她人的眼光，但是她情愿如此。就像她的节俭招人诟病说：

“她家的菜出名的咸，据说是为了省钱，其实也很少有人尝到。”

她每每听到都会气愤，但是最终的结果她又是乐于看到的：

“‘他们现在怎么样？’‘他们有钱。’”

玉熹自从吃烟以后，慢慢的也像姚二爷那般将自己困在了家中，偶尔流连“堂子”里，却多是以旁观者的姿态，没有轻易许诺，也没有深陷其中，他这种行为让很多人不耻厌恶，但他却不以为然，至于为了什么，他自己也不清楚，但银娣对此却很得意，认为玉熹：“他是她住在敌国的代表，居然不替她丢脸”。银娣与儿子玉熹愈加合得来，经常一同“吃烟”，聊着身边人的事，说着各自的看法，时而嘲笑、时而无言。他们不知道未来如何，也不知所做意为何，只是麻木的活，困在自己的世界，活在他人的眼中，是不幸，更是悲哀。

纵观全部情节从中可以发现，脱离姚家后，银娣有重头开始新生活的机会，只是她放弃了，或者说她也不知道如何去开始新的生活，塞涅卡曾说：“如果一个人不知道他要驶向哪个码头，那么任何风都不会是顺风”，可能导致银娣麻木迷失的原因也在于此，她的所作所为基本上都或多或少的受着他人眼光及看法的影响，无论是为了“颜面”，无论是为了“要强”。

她后来生活的幸福吗？或许她早已失去了对幸福生活明确的定义，仅知道要让他人看得起，她把金钱当做安全感来依靠，把“吃烟”当成精神的慰藉，在生活中沉沦，雨果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人有了物质才能生存；人有了理想才谈得上生活。你要了解生存与生活的不同吗？动物生存，而人则生活”，话语看似带有一定的攻击性，但是却又是对银娣生活方式的一种偏“恰当”的评价，迷失了自我，丧失了对未来的期许（理想），怎能获取幸福？

或许，柴银娣在麻痹内心的时候，早已扭曲了心理，泯灭了人性。

汪曾祺在《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中写到：“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心灵没有归属”，而这也是导致她一切悲剧的源头，活在别人的世界里，又怎能注意到自身的心灵需求？她“吃烟”麻痹的不是“痛苦”，而是心灵所期盼的美好向她发出的反抗。

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类似柴银娣这种情况的人也不少，在生活中、婚姻中，甚至于在人生漫长的旅途中，早已忘记了心中所想所盼，所作所为、好坏优劣，皆等他人来评判，生活漫无目的，却又身心疲乏，不知前路，只知随从前行，而这很可能就是因为将鲜活的自己束缚在了他人的世界中，想要脱困，却又无从解脱。想来也是，人又如何能在他人的世界里突围而出呢？《肖申克的救赎》中有这样一段话：“真正能困住一个人的，不是钢铁铸就的牢笼，而是心中矗立的高墙”，或许当心不在受他人干扰，才是脱困打破心中“高墙”最佳途径。

在《怨女》结尾处，有一段特殊的描述，银娣在黑暗中差点打翻了烟灯，让她想起了婚前的一晚，醉酒的木匠深夜哼唱着《斩黄袍》，找到了柴银娣，莫名勇气的赋予下，让他紧紧的抓住了银娣的手，仓促间她用油灯烫他的手才得以逃脱。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很久，可是那时木匠对她的称呼仍萦绕在心：

“大姑娘！大姑娘！”

银娣的年华逝去了，美丽也消散了，她再不是他人眼中的“麻油西施”，她也不再拥有对未知重新选择的机会。或许她希望时间可以流转回去重新开始，但是她的“怨”却只能成为一声叹息。

而我们，却有无限的可能，命运还未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