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对法国大革命及其暴行的抵制，似乎使得任何对皮特、伯克和其他托利党人的镇压行为的反对都不可能。在18世纪末的数年中，福克斯和他的追随者完全缺席议会，或者出于厌恶和懒惰，或者感到他们会无所作为。这是不幸的，即使自由主义和改革已彻底完蛋。报纸会刊登议会的辩论，在一个非常需要自由主义指引的时代，如果缺席议员出来发言，将会对公众舆论产生重要影响。
然而，我们所讨论的这一时期并非完全令人沮丧，我们可以把目光从不列颠和大陆的情况转向帝国其他地区。如果说有某些失败，也有另一些成功和播种，它们将最终导致一个比拿破仑要统治的版图强大得多的国家联合，更为重要的是，还将扩展到世界的许多区域。法治和自由迟早会证明是拯救世界的办法，缺少这些，目前的前景将几乎是无望的。
爱尔兰：无情的失败
除了国内的保守运动，英国的主要失败涉及两处：一处是爱尔兰，那里总是有着没完没了的治理不善、族群纷争；一处是北美殖民地反叛所产生的新国家。
在法国大革命之前，皮特梦想与爱尔兰人自由贸易，并建立一个各自拥有单独议会的统一国家。不幸的是，根据现行法律，作为人民代表的议会，对于近邻岛国来说是一个令人痛苦的闹剧。不仅占四分之三的人口，因为天主教徒的身份被排除在议员席位甚至选举议员的投票权之外，而且对席位的私下控制比在英国更加可耻。爱尔兰下议院的三百个席位中，两百人的当选实际上是由操纵选举的不足一百人所宣布的。根据当时的制度，阿尔斯特（Ulster）的长老会成员与天主教徒一样，被完全排除在所有政治生活和政治影响之外。作为对法国大革命的反应，贝尔法斯特的长老会成员沃尔夫·托恩建立了爱尔兰人联合会。
皮特任命费茨威廉勋爵为爱尔兰总督（Lord Lieutenant）去修复局势，而当他开始工作时又把他召了回来。由于他的拙劣举措严重搞砸了局势，结果只取得轻微的让步。不仅国王反对向天主教徒和不从国教者做出任何让步，英国大众对海峡对岸发生的事件的反应也是如此。格拉顿（Grattan）支持天主教徒解放的雄辩的演讲没人理会，费茨威廉的召回似乎打消了一切希望。宗教问题和土地问题都极其需要对爱尔兰人较公正的解决办法。当无计可施的局面变得明显时，暴力开始在这个愤懑的岛上蔓延。起源于长老会的爱尔兰人联合会，又有天主教徒加盟，于1796年邀请法国人过去帮助他们建立一个独立的共和国。
远征的失败上文交代过了，一次小规模的后续尝试也没有更为成功。然而，处境是如此不堪忍受，以至于反对英国的暴乱爆发了，他们把地方政府看作英国的代理人。许多爱尔兰人的暴力活动直接针对被认为与爱尔兰文明异质的新教徒，最后反对英国的*乱发展为一场宗教内战。绞刑、纵火、枪决、对教士的屠*以及其他暴行司空见惯。新总督康沃利斯勋爵承认自己无能为力。形势令人无法忍受，而爱尔兰议会，尽管它并不代表爱尔兰人民，能够用钱买。1799年昔日的改革家皮特，借卡斯尔雷勋爵之手，在征得贵族同意的情况下，通过施惠的手段，支付一百二十万英镑，获得了腐败选区的议席，取得了控制权，并通过完全废除爱尔兰议会，走上了他认为摆脱困境的最容易的路，进而通过《1800年统一法》，由威斯敏斯特议会统治着两个国家。
从1801年1月1日开始，“联合王国”包括威尔士、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然而，虽然威尔士很早、苏格兰近期在情感上已经统一，但爱尔兰在情感上没有，可能永远都不会。这个问题至今仍然是英国治理和安抚的最大失败。不可能说清楚这个失败多大程度上应归咎于两国中的哪一方。这不禁让人想起克罗默勋爵的话，他说英国所能提供的领导对于文明程度不高的种族来说是成功和伟大的，但会随着被统治者教育和智识的提高而递减。这个观点似乎在印度和其他地方得到证实，但一定不适用于威尔士和苏格兰。
英国在爱尔兰的完全的、可怕的、无情的失败是一个独特的问题，值得详细深入的研究。然而，这一问题就如清天上升的朗日，皮特试图以两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将其带向中午，...
英美关系：作为外国
如果说一个个世纪对爱尔兰持续的治理不善难以理解，这些年对由北美殖民地成功反叛所引发的问题的处置失当，理解起来或许要容易得多，其不幸影响是长期的。18世纪末的英国不是20世纪的英国，但如果它向美国显示出更大度的慷慨精神，比起在南非布尔战争结束后对布尔人的态度，这两个讲英语的大国之间的友谊就不至于伤及几代人。与其说布尔人被征服而美国人在外国的帮助下成了征服者，不如说英国人在其间的一百二十五年学到了很多。
美国人不仅是成功的反叛者，而且他们是“殖民地居民”。不喜外出的英国人有一个特点，他们把这种“殖民地居民”看成一种低级血统，“比畜生高、比天使低”，就是说，有点那么介于英国人和纯粹的外国人之间。正如纳尔逊在未能因尼罗河河口海战[1]获得应有的奖励后写到的，“这证明了比起在英国附近打的仗，在远方打的仗是多么不值”。而且，在1783年和平条约签订和1787年美国宪法颁布后的多年，美国是一个弱小的国家，英国知道这一点。当上流社会的英国人选择这样做时，他总是扮演一个社交上使自己极其令人气恼和讨厌的艺术大师，许多英国人在伦敦与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杰斐逊——前者是第一任驻英公使，后者是第一任国务卿——这样的美国政治家私人交往时，也选择这样做。
条约谈判过程中，亚当斯明智地指出，如果美国不能滴水不漏地逐点履行条约规定，英国就会利用这个借口不履行自己的义务。实际上双方都没有履行条款。美国声称英国抢走了奴隶，既不归还也不给予补偿。英国声称美国人在没收亲英分子（Loyalist）的财产或偿付私人债务方面没有履行义务，因而反过来拒绝履行撤出西北领土和军事基地的义务，甚至将加拿大的新首都设在美国的边境线之内。它还坚持有权搜查美国商船，将它声称可能是英国国民的人强征当海员。这一点我们下文再叙。这样的争吵持续下去，年复一年。
通过赢得独立，美国因此变成了一个外国。尽管有亚当·斯密的学说，传统的重商主义理论仍然主导着帝国列强多数人的思想。法国和西班牙随即取消在独立战争后期给予美国人的特别优惠，或者甚至英国截断了绝大部分美国与英属西印度群岛之间的贸易，都是情理之中的事。然而，英美局势是独特的。在新生的美国作为英帝国一部分的一个半世纪中，美国曾被要求其绝大部分贸易只应与帝国进行。帝国和美国都逐渐适应了那些经济关系。例如，与西印度群岛的贸易给新英格兰的商人提供了许多交易，而这就需要购买英国的加工产品。许多英国优秀的思想家，如波纳尔（Pownall），提倡与美国的自由贸易应该继续，以使双方受益。不幸的是几乎没有人接受他的观点。谢菲尔德勋爵的信条占了上风，他主张极其苛严地把美国当作一个外国对待。
推测这种狭隘的思想以及对美国的厌恶和愤恨，屈从于波纳尔对现在和未来的开阔眼界，将会是什么结果，是一件有意思的事。在一个帝国相互竞争的世界上，每个帝国都力求在贸易和资源上自给自足，过去是这样，今天还会发生。如果讲英语种族的两个分支从一开始能够形成一种友好的自由贸易集团，所带来的历史性变化是难以估量的。就在几年前，英国在与拿破仑殊死搏斗时，就应该争取美国的支持，那样就不会有1812年的第二次战争，让痛苦延续几代人。
另一个令人关注的方面就是美国人被排除在他们已经习惯的对西印度群岛的贸易之外。在侮辱性地拖延了八年之后，英国最终派遣了一位地位无足轻重的年轻人去华盛顿作代表。除了其他争议中的问题，他跟杰斐逊提起美国的债务。几年前，我应邀与一位英国前财政大臣谈论英国在世界大战时向美国借债的问题，他很坦率地说，当初借债时，这项债务被认为在战争结束时很可能会偿还，但是多种条件的变化，包括世界贸易、美国关税的提高，使得履行合同变得不可能。
本书的末尾还会提到这个话题，但是这里我们引用一小段1792年美国国务卿对年轻的英国公使乔治·哈蒙德的回答，这个回答在今天还具有相当的价值。关于偿债的主张，杰斐逊写道：
出于延迟偿债的必要，应该增加对英国的贸易管制，禁止我们的私营商船把自己的产品载运到邻近的他们的领地，并通过禁止性关税从他们的国内市场中排除有价值的贸易门类，以减少我们的支付手段。在采购时，支付（paiment）[2]手段构成一个采购动机。如果这些手段是由债权人自己带走的，他不应该在良心上抱怨仅仅是债务拖延，那是他自己的行为的影响。
然而争吵在持续，1794年华盛顿派约翰·杰伊去伦敦处理争议问题。杰伊不是一个好的谈判者，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国务卿杰斐逊的对头，提前挫败了杰伊的计划。尽管杰伊获得了英国在1796年交还西北地区和军事基地的承诺，以及其他好处，但条约被认为对美国如此不利，以至于杰伊的雕像在一些大西洋沿岸城市被上吊，甚至华盛顿的声誉也严重受损。
如波纳尔洞察的，尽管英国有很多机会与它在北美失去的帝国建立关系，但都未能抓住。现在我们把目光转向在印度开拓帝国的事件。
印度：接管解体的莫卧儿
沃伦·黑斯廷斯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在印度维护英国的利益，不仅与英国的敌人作斗争，还要对付政务会和菲利普·弗朗西斯恶毒的仇恨。弗朗西斯回到英国后继续反对黑斯廷斯，他设法赢得了福克斯、伯克和其他*支持自己的观点，而这种观点对于黑斯廷斯是完全不公正的。虽然这些*的意见可能是发自内心的，但他们实际上参与的，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弗朗西斯多年来反对总督的个人积怨的持续。黑斯廷斯谢职回国不到一年，就被下议院控告（1786），对他的指控长达数页；如果属实，那将很恶劣。近七年时间，一个又一个的会期，福克斯、谢里丹和其他演说家雄辩的口才，以及当时伯克尖刻的攻击，在议会和公众中激起了反对黑斯廷斯的最强烈的情绪。直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很明显绝大部分指控不能成立，厌倦取代了敌视。此外，伯克的恶意弄巧成拙。随着伯克的言行越来越放肆，他声称的证据变得越来越无力。真实的黑斯廷斯——英属印度的救世主，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越来越清楚。最后在1794年，他被宣判无罪，获得自由，但由于旷日持久的审判带来的紧张和开支，他身体遭到摧残，经济上一贫如洗。
就对帝国内的外族治理而言，很难说这桩迫害（persecution）——不是起诉（prosecution）——对公众舆论产生了多大影响。尽管出于他的声誉计，许多演说最好被遗忘，但伯克多次高尚地呼吁英国人要为他们海外属民的幸福和福祉承担责任。另一方面，黑斯廷斯亲自发起了未来的许多改革，这并非他受到大声疾呼的反对的直接结果。
此外，离黑斯廷斯审判案结束还有十年，皮特的《1784年印度法案》获得通过，它更清晰地界定了各部门的权力，为改善治理铺平了道路。以前是东印度公司对英国政府负责，现在变为对英国议会负责。英国议会还要控制印度总督，同时规定总督在英属印度至高无上，不再受制于同政务会的争吵和东印度公司雇员的嫉妒。
这些优势被总督的角色和地位增强了，他由皮特首相派遣，由亨利·邓达斯作为国务大臣随同前往。把海外治理之职托付于一个富裕的贵族之手是富有含义的。经过短暂的过渡期，第一任总督康沃利斯勋爵就被派出去了，此君的地位之高、身家之殷实，足以使他不在乎钱和奉承，同时他还是一个具有最高尚品德和最大勇气的人。随着新体制的确立，以前卖官鬻爵的人事现象基本结束，印度文官制度得以开启，它是英国在印度的最大成就之一。总体上，工资报酬合理化，显示出了进步的曙光，而不再是旧有东印度公司规划的低工资和个人营私几乎无限的机会，这种营私极大地诱发了管理不善。文官工作吸纳了一大批贵族，尤其是苏格兰人，他们对印度作出了巨大贡献。邓达斯自己也是苏格兰人，不得不承认，通过明智地运用恩庇，他帮助皮特在苏格兰保持了支持率。事实上，直到议会本身进行改革，要从整体上无视任命权的政治考虑是不可能的，至多是像今天美国这样。
《1784年印度法案》在两个方面未能较好地发挥作用，正是这两个失败证明了黑斯廷斯回击弗朗西斯之流和其他批评的判断是正确的。第一个失败是关于孟加拉土地问题的新解决方案。黑斯廷斯能够从印度人的生活和习俗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而弗朗西斯以及后面几任总督，则是从英国国内制度的角度来考虑土地及其经济问题。依照皮特的法案，康沃利斯接着就把以前只负责收税的柴明达尔（zemindars）转变为每年向政府缴纳一定金额的财产拥有者。这一失策使得佃农或者自耕农被置于柴明达尔的敲诈勒索之下，取代了过去那种受东印度公司的掠夺，而且政府被剥夺了因土地的价值和产出增加而获得增加税收的任何机会。
第二个失败是，黑斯廷斯主张印度的英国人应当担负起一种印度政权的作用，缔结并遵守条约，通过结盟来维持和平，而与此相反，皮特的印度法案订下一个原则，禁止与土邦订立条约、缔结联盟或对它们进行干涉。尽管意图良好，这是一个不可能的政策，结果直接导致战争而不是和平。印度国王铁普苏丹（Tipu Sultan）正与拿破仑和其他一些反对英国势力的国家以及某些向英国寻求保护的印度土邦密谋。铁普是一个非同一般的角色，即使在东方。他精力充沛，在许多方面是一个改革家。他对自己的臣民统治有方，其过失在于对外人心狠手毒，尤其是对英国战俘。关于一个印度当权者会施加什么样的残酷手段，海得拉巴的尼扎姆就是一个例子。他是英国人的盟友，可是就是他用最骇人的折磨，从卷入战争的富人和贫病交加者身上勒索钱财。
铁普对一切西方事物的憎恨，尤其对英国人无情的敌意和残忍，使得战争的爆发只是迟早的事。最后，康沃利斯、马拉塔人和尼扎姆联手，起兵讨伐他，取得了塞林伽巴丹战役（Seringapatam）的胜利。铁普被剥夺了半数领土，并偿付巨额赔款。
然而，铁普的权力只是被损伤而没有被摧毁，当康沃利斯总督任期届满乘船回到英国后，印度的局势变得严峻起来。不仅三个印度强权与法国密谋，而且法国军官在他们的球场上训练部队，拿破仑正在策划他的埃及-印度战役。
新总督是莫宁顿伯爵，他更为人知的是理查德·韦尔斯利（Richard Wellesley），就是后来成为威灵顿公爵的亚瑟的兄长。他马上意识到不干涉政策的危险和不可能，于是不仅回到了黑斯廷斯的路线，而且大大推进了这位前总督的一切设想。通过一系列的结盟和战争，英属印度殖民地不仅成为一个印度的强权，而且成为整个半岛上的首要强权。攻下塞林伽巴丹如风卷残云，铁普被打死，地盘作为战利品转手他人。亚瑟·韦尔斯利写道：“这个城市的房屋很少没有被洗劫，我了解到，在军营中，我们的士兵、印度兵和随从人员把价值连城的珠宝，金条等，拿到军队的市场上拍卖。”
总督拒绝了付给他的十万英镑，他说这是属于军队的，在英国国内这支军队的指挥官因为他们的贪婪而受到指责。这就是韦尔斯利的性格，一个很强势很有能力的人，尽管他谢绝了这份厚礼，但他贪求荣誉，想要一个比他的官职相应的高得多的贵族头衔，因为他的胜利与克莱武在普拉西（Plassey）的胜利匹敌。然而，他接受了一个爱尔兰侯爵的身份，每年从东印度公司获得五千英镑的年金，以及一枚圣·帕特里克勋章，由铁普所存的珠宝装饰。
起源于这一战争时期的，不仅是英属印度控制权的崛起，还有对其他土邦首领的补贴制度——该制度允许他们保留对自己的地方政府的控制，但实际上使他们成为英国人的附庸。尽管这对于印度意味着和平，而且是唯一能够达到此目的的方式，东印度公司和议会却为韦尔斯利积极的政策以及他对英国权力和责任的巨大扩张感到警惕了。他的工作尚未完成，便于1805年被召回。虽然在他离开时，弹劾的风险可能随时降临，但他缔造了英属印度帝国，把它从法国的任何威胁中营救出来，在多个方面塑造了它此后一直保持的形态。
他被证明是一个伟大的行政官。由于对派往印度工作的许多年轻人不满意，他建立了威廉堡学院，让这些年轻人用三年时间在学院学习印度语和印度历史，从而为自己的职责打基础。在他的领导下，也成长起来一批人，如当地法院的驻扎官员，他们形成了一个高级文官新群体。所有这一切在多方面都是有益的，然而它很明确是延续了始于康沃利斯的整个政府部门高级职位欧洲化的倾向，为了不久的将来高级职位无需向当地既有能力也有进取心的人开放。这样一个制度注定会立马招来怨恨。
英国人的处境十分困难。与葡萄牙人、荷兰人、法国人一样，他们从一个商人群体起家，一步步地开拓前进，在崛起的过程中克服了一个个难题，直至问鼎世界，统驭的人口远远多于拿破仑在其职业生涯巅峰时期所征服的人口，而这一切只凭借少数白人士兵。密密麻麻的人群，下层社会的贫困，当地统治者神话般的财富以及他们普遍的治理无能，他们之间无休止的战争，种族、宗教、语言和习俗的多样性，所有这一切为最差的人和最好的人提供了诱惑和机会，同时带来至今仍未能解决的问题。
东印度公司统治时期的一个最荒唐的事件值得一提，其影响几十年后都能感受到。这个事例讲的是，一个依靠信用而不是财产为生的统治者，与狡诈的欧洲人包括其东印度公司的下属职员合谋，来使自己的臣民*。阿尔果德（Arcot）的纳瓦布有一个辉煌的豪宅，过着极其奢侈华丽的生活，但他不想把自己的领地管理好，依靠征税来维持生活，而更喜欢向东印度公司职员借钱，尤其是臭名昭著的本菲尔德，后者向他收取36%到48%的利息，从土地收益中提取一部分作为偿还。
结果纳瓦布的臣民*了，制造了一笔无法偿付的巨额“债务”，它在很大程度上为议会腐败提供了基础。这种局面持续的时间超过二十五年，1799年康沃利斯把整个债务构成称为“欺诈和无耻”。所作出的安排是，从1784年到1804年之间债务应该按照每年四十八万英镑的比率付清，但到这个阶段结束时发现纳瓦布累计了一项新的债务，据说高达三千万英镑。直到1830年这个问题才得到完全解决，除三百万英镑之外，其他一切被宣布为缺乏根据。很可能纳瓦布的臣民不得不偿付的第一期债务的同样比例部分，也是一个欺诈。
这只是富裕的当地统治者遭受军事征服者掠夺的一例。那个纳瓦布不是不聪明，而是与非法冒险家合谋，葬送了自己的民族。这个事件富于启发意义，显示了构成当时印度的国家和政府体制的复杂一面。英国人没有推翻一个固定而有序的文明。当英国人到来时，印度已经处于一种颓废腐败的混乱状态。莫卧儿帝国解体之后一切听其自然，没有任何东西表明它不会成为当地统治者的贪婪、治理不善、相互残*的持久的猎物；或者，如果英国人撤走了，他们的地位和角色只会被法国人取代。然而，等到与法国生死搏斗到来时，印度已获得且至少开始走上和平与进步的道路。
新帝国成形
虽然澳大利亚可能长期保持为英帝国的一部分，然而由于独特的气候和庞大的本地人口，它永远不会成为英国的领土。对于现代英联邦意义深远的开局，我们不得不把它的魅力和浪漫、财富和肮脏、英雄主义和贪得无厌搁置一边，而转向大洋那边空旷和荒凉的处女地。在这里，我们又一次发现美国革命在帝国建设中的某些后果。
战争期间，库克船长还在继续他的著名航行，勘察了一些遥远的地方，其中包括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部分地区。18世纪末，北美殖民地在赢得独立之前，被用作一个流放英国犯人的便利之地。那个年代的“犯罪”与今天的“犯罪”有不同的含义，输往国外的犯人所背负的“罪名”涉及广泛，从一个饥饿的人偷一块面包，到有声誉的和受到高度尊重的年轻苏格兰律师如缪尔，他只是要求议会改革。
美国人实际上憎恨把英国监狱的各种各样的人投放到他们那里，本杰明·富兰克林暗示美国出口响尾蛇到英国作为回报。然而，北美的独立解决了这个问题。1787年皮特寻求一个新地方来实施罪犯移民。澳大利亚的植物学湾几乎不假思索地被选中了，因为还有其他许多紧迫问题需要处理。如果说英帝国是在一阵心不在焉之中建立起来的，这不完全是事实，那么，没有哪一个大国像澳大利亚那样漫不经心地形成，则是确定无疑的。这是英帝国通常以偶然的方式发展的一个例子。
1788年1月，载着七百五十名犯人及必要物品的六艘运输船，在天狼星号军舰的护送下去新建一个殖民地，但是植物学湾随即被放弃而选择了位置更好的杰克逊港，就在今天的悉尼附近。悉尼湾是一个美丽而开阔的港湾，倾斜入海的山麓是一个大城市的最佳场所。这里的人口一度极为独特梦幻：过着真正标准生活的人因落入法网，与乔治·巴林顿这样的人混在一起，后者是伦敦最出名的扒手，在科芬园（Covent Garden）偷窃了奥尔洛夫伯爵二十万英镑的钻石鼻烟盒；一位在英格兰银行工作的做假账的法国人；玛格丽特·卡奇普尔（Margaret Catchpole），这位女士事实上和小说中，本来可以与一个著名的植物学家结婚，却以走私者的名声流传后世；还有许多其他人。生活在秩序和中等舒适中，不同寻常的一群移民不同寻常地建立了一个大国。1793年，当装载自由殖民者的第一艘船出发时，这个现代国家才真正建立。不幸的是，由于许多居民的性格特点以及不得不被看作是罪犯流放地的事实，澳大利亚一开始不具有英国拓殖过程中随时可能的自治制度特征，它的后续发展属于以后的时期。
同时，另一个意外使得与新西兰的贸易得以开展。作为一个离岸的捕鲸场所，新西兰群岛已被人们知晓，但是直到1798年东印度公司宣布在南部海域的贸易垄断权，这些岛屿才被派上用场。然而，那一年由于西班牙军舰在合恩角（Cape Horn）的活动，英国政府命令捕鲸船途经好望角前往南太平洋，当时好望角暂时掌握在英国手中。结果先头登陆部队与土著毛利人开展贸易，新西兰的捕鲸业由此开始。虽然直到下个世纪才作出了永久的解决方案，但这另一块美丽如画的土地，如人们所说的，已经变得比不列颠更不列颠，正在不知不觉地转向帝国的轨道。这样，虽然都不是征服的结果，战争的意外事件安排了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开篇，而根本没有考虑它们的未来。
另一方面，加拿大则是通过战争于1763年从法国手中夺了过来。此外，它还受到后来1776～1783年对美战争的影响。从叛乱殖民地流出的美国人所称的“托利党人”，让加拿大多了十万人口，其中数万人永久地留下来，成为今天引以为自豪的联合帝国效忠者（United Empire Loyalists）。他们在各省的人数足够使法国人和英国人近乎等分，但法国人主要集中在魁北克，而绝大部分前美国人，保持着对王室的忠诚，去了今天称为安大略的地区和沿海省份。
新斯科舍已经有了自治。早在1784年，新不伦瑞克和爱德华王子岛，由于美籍英国人的涌入，也接受了自治，尽管纽芬兰还要等待很长时间。为了避免混淆，这里应该指出，自治（self-government）与责任政府（responsible government）不同，后者是一个技术性术语，通常在美国不被理解。例如，我们有自治但没有责任政府，后者意味着一个直接依赖于立法机构多数的政府。在英国和有责任政府的自治领，对于重大问题的表决，立法机构的多数能够推翻一个首相和他的政府，但在美国，国会不能逐出一位总统和他的内阁，无论他们在政策上有多大分歧。
根据《1791年加拿大法案》，加拿大本身被分为上加拿大和下加拿大，前者包括现在的安大略及其压倒性的英国人口，后者包括魁北克，法国人占多数。两个省都被授予自治这一通常殖民形式，其设计近乎英国政府的复制品。英属北美省份，现在已经有了良好的开局并扬帆起航，有自由的制度和不断增长的人口，将成为未来英联邦的一个主要自治领。
在北美独立战争灾难性地结束和旧帝国大片土地丧失的大约二十年后，一个新的帝国诞生了。英国在印度至高无上，一个真正的印度帝国被建立起来。锡兰并入但有自己独立的政府。加拿大具有坚实的基础。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已经开启了它们的事业。地中海处于有效守卫之下，英国控制着它的西边入口直布罗陀海峡，其东部端口马耳他仍然是英国的属地，尽管有提议放弃它。好望角，虽然暂时放弃了，很快就被夺回，成为去印度的航道上的一个永久殖民地。西印度群岛不久将有别的地区加入，就是现在南美大陆的英属圭亚那。此处彼处，遍及全球，在一个惊人的短时期内，这个辽阔的海外新帝国已然成形。但是法国将又一次让世界震颤，英国人与法国人长达一个世纪的决斗，将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规模重新上演。没有人知道，最后留给英国和新帝国的将会是什么。
[1] 也就是之前提到的阿布吉尔湾海战。
[2] 原文如此。——原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