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翠堤春晓》（The Great Waltz）
《蓝色的多瑙河》无疑超越了国界，成为多瑙河流域十余个中欧、东欧国家的民族和人民们的共同记忆和情感寄托。
纳粹与维也纳新年音乐会
维也纳其实早在1838年就有新年音乐会的传统，只是当时的音乐会选曲广泛，不像后来局限于施特劳斯家族的曲目库。小施特劳斯的侄子约翰•施特劳斯三世（Johann Strauss III）甚至还指挥过1928-1933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
1933年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上台执政，纳粹德国开始攫取欧洲政治、经济、文化的权杖。1938年，希特勒几乎是兵不血刃地吞并了奥地利，在纳粹的威逼利诱和民族主义情绪煽动之下，奥地利以超过99%的赞成票完成了德奥合并。
而维也纳爱乐乐团（Wiener Philharmoniker）的艺术家中间也不乏法西斯的支持者——乐团超过一半的成员加入了纳粹，乐团中原本十五名犹太裔乐手被送进了集中营，其中七人没能看到二战的胜利。维也纳爱乐乐团以及指挥克莱门斯•克劳斯（Clemens Krauss）在纳粹党青年组织希特勒青年团负责人、纳粹党维也纳大区领袖巴度.冯.席拉赫（Baldur von Schirach）的支持下，将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改造成了以施特劳斯家族曲目为主的年度音乐盛世。
席拉赫此举一方面有为冬季援助项目募资的意图，一方面也是为了提升整个德奥军队和人民的士气。此外，纳粹一直以来注重在文化上强调德意志民族的优越性，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高层一直在拜罗伊特力推瓦格纳歌剧，并不惜弱化莫扎特曾与犹太脚本作家合作的事实，在萨尔茨堡音乐节打造德意志化的莫扎特。当纳粹想要通过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来塑造施特劳斯家族与德意志音乐传统的光辉形象时，却发现施特劳斯家族的先祖是来自匈牙利的犹太裔，从老施特劳斯开始，施特劳斯家族都是半犹太半德意志的混血家族。纳粹宣传头子保罗•约瑟夫•戈培尔（Paul Joseph Goebbels）下令严守秘密，并适当弱化施特劳斯家族。
为了避免少数奥地利本土人的思旧之情，被认为奥地利气息浓厚的《蓝色的多瑙河》也被弱化了重要性，取而代之的是大张旗鼓宣扬更加凸显德意志尊贵气度的《皇帝圆舞曲》（Kaiser-Walzer）。在整个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施特劳斯化”的最初阶段（1938-1944），《蓝色的多瑙河》一直在曲目单上神秘消失。直到1945年二战即将胜利时，《蓝色的多瑙河》才第一次出现在了新年音乐会的舞台上。
1939年纳粹治下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
作为文化偶像的《蓝色的多瑙河》
1945年，《蓝色的多瑙河》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舞台上首次演出，在之后的十年间，它与《拉德茨基进行曲》（Radetzky-Marsch）一道成了返场曲目的常客。直到1958年，《蓝色的多瑙河》被正式确立为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固定返场曲目，只有一次例外，那就是1967年，在维新历史上执棒时间最长的奥地利指挥威利•博斯科夫斯基（Willi Boskovsky）将《蓝色的多瑙河》当成正式演出（而非返场）曲目进行演出。
Clemens Krauss和继任者Willi Boskovsky
1989年，古典音乐史上著名的隐士指挥家卡洛斯•克莱伯（Carlos Kleiber）坐镇当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他飘逸、优雅的指挥动作赏心悦目，观众们早就耳熟能详的圆舞曲作品在他的棒下焕发了新的生机。在指挥返场曲《蓝色的多瑙河》时，音乐刚刚开始就被观众们情不自禁的掌声所打断。克莱伯回身即兴做了简单的讲话，还指挥整个乐团向现场观众送上了新年的祝福。没有想到，这一举动之后开始成为传统，以至于每年的新年音乐会，《蓝色的多瑙河》第一次响起时，总会被观众们的掌声所打断，而后指挥家会回身向金色大厅里近两千名听众和世界各地电视机前近亿名观众送上新年的祝福。这几乎已经成为指挥、乐团、观众之间一场心照不宣的共谋。
Carlos Kleiber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
其中最为中国人所津津乐道的，就是2002年日本指挥家小泽征尔指挥维新时，他让整个乐团十余位乐手用各种语言向世界各地的观众说“新年好！”而当乐团功勋首席莱纳•库舍（Rainer Küchl）用日文说出“新年好”之后，出生在中国沈阳的小泽征尔最后一个人用中文的“新年好”向所有人祝福，无疑让观众们印象深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