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公孙龙在论证这一话题中，提出了什么样的“诡辩”呢？

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

从公孙龙的逻辑出发，他将“白”和“马”这两种概念进行了拆分，这是“离坚白”派经常使用的论证方式。他认为，白是颜色，而马是形态，颜色和形态的组合肯定不能用单一的形态来表示。

在此之后更是进一步举例。如果是寻求形态的“马”，那么黄马、黑马都符合要求，但是如果是寻求白马，那么黄马、黑马就都不符合要求了，如果白马是马，那么两次所求一致，怎么会出现结果的不同呢？

面对诘难者从公孙龙的逻辑出发，提出“所有有颜色的马都不是马”的反问，公孙龙的解释就又回到了“白”与“马”是“命形”和“命色”的观点上来，形成了逻辑上的死循环。

而针对诘难方将“白”和“马”视为同一事物不同属性的观点，公孙龙的论证更为巧妙。

公孙龙利用上一回合对方的论点来驳斥这一观点，既然对方根据公孙龙的观点提出“黄马”也不是马，那么就是认同颜色和形态是两种事物。既然将“黄马”和“马”区分开来，那么又将“白马”和“马”统一看待，这不是逻辑上的矛盾混乱吗？

而公孙龙最终的观点其实只有一句话：

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白马者，言定所白也。定所白者，非白也……无去者非有去也。故曰：白马非马。

也就是说，增设了限定条件的概念和没有限定条件的概念是不同的。

可以看到，通过两个回合的激辩，其实公孙龙所说的“白马非马”并不是很多人认为的“白马”不是“马”，而是从语言学的角度来区分概念的内涵，将代表抽象概念的“能指”与代表具体物象的“所指”区分开来。

这种研究语言的方法，西方索绪尔等人从17世纪后才开始进行系统地研究，而中国在公元前就已经在探讨这一问题了，只不过因为“实用性”的原因并没有进行下去。

和“白马非马”并称的逻辑命题，公孙龙提出的“离坚白”同样十分著名。

这一争论是通过一块坚硬的白石引起的，公孙龙认为，同一块石头中，“坚”和“白”是分离的，这显然又是一个违反常识的观点。

公孙龙在这一篇作品中，先是通过“白”是视觉、“坚”是触觉的分别，来说明“坚”与“白”是不可同时被感知的，这就是所谓的“离”，其针对的是诘难者所认为的“坚白”两种特性共存于一石之中不可分离的观点。

而在诘难者举出“坚”是石之坚，“白”是石之白，所以两者是共存于“石”中的观点后，公孙龙认为，“坚”与“白”不是石头固有的属性，而是特征。不会因为没有石头就不存在“坚”和“白”两种属性。所以，“坚”与“白”的分离，才是形成了事物共性和个性的差异。

并且，公孙龙借这一观点提出，感觉是不可信的，只有思维的论证才是真理。一块“坚白石”，拿在手中的感觉不如经过思考之后的逻辑更为真实。

公孙龙这等名家人士，其实是想用“诡辩”的方式来制止刀兵。

诸子百家之中，所有的主张其实都是为了现实服务，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学说来终结乱世。像道家用“无为”，法家用“刑律”，儒家用“礼义”，而名家所用的就是“诡辩”式的思维方式。

公孙龙和惠子一样，都主张“偃兵”。他们认为导致乱世的出现，是因为各诸侯国之间无休止的征伐。而在他们看来，这种征伐是没有必要的，一切争端都可以用辩论的方式来解决。这样一来，国家间的战乱其实就变成了双方的一次辩论，谁能占据道理，就看哪方的辩士更为优秀。其所依靠的正是中国古代社会极为看重的“名分”，希望以此来使得“攻伐”一方变成“无名之师”，进而消弭战争。

这就和孔子所说的理论有相通之处：

《论语 ·子路》：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这种想法自然是失败了，但是其逻辑思维的精彩论证却在历史上大放异彩，并且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的进程。

后世很多大儒都对《公孙龙子》进行评价，比如儒家的荀子就曾评价名家：

不法先王，不是礼仪，而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

类似的评价历来多有，但有趣的是，各朝代学者都是否定公孙龙“诡辩”的行径，却没有人能在逻辑上找到他的漏洞。所以有人感叹，如果最初所学不是儒道墨法，而是名家“诡辩”，那么同样会认为儒墨等学说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