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战败后，西方列强在华划分势力范围、华北农村频繁发生教案、天灾频仍以及宫廷权力争斗激化都导致黄河北岸农民与天主教教徒发生武装冲突。1900年春季，直隶地区的“义和团”成员*死大量基督教信徒与西方人，同年6月义和团进驻北京。这一系列事件导致俄国、德国、法国、美国、日本、奥匈帝国、意大利、英国八国借口解救被清军和义和团围困的各国驻华外交机构和人员以及被清军和义和团屠*的侨民和中国基督教徒，从而组建远征军出兵中国。

那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原因是什么呢？

义和团原称义和拳，1899年山东巡抚毓贤改称义和团，义和团参与者被称为“拳民”。 慈禧太后意图废黜光绪帝、推行己亥立储，但是遭到列强反对而未成功，因此对洋人极为愤恨，她想借义和团作为排除外国势力的工具，便召团民入京，称之为“义民”。

戊戌政变后参与戊戌变法的官员大都被*，只有康有为、梁启超在列强的协助下逃往国外，这使得慈禧太后与守旧派大臣对外国人更加仇视。对民众而言，鸦片战争后清朝面对西方的压力结束了从雍正时期开始的“教禁（主要是因为天主教礼仪之争），因此1890年代的时候基督教在中国尤其是华北以及东南沿海地区广泛传播。传教士为了拓展教务，时常袒护教民，引发民众对外国人的反感，这使得义和团有可乘之机。据统计从1840年至1900年，中国各地共发生“教案”400余起。

清军

从1898年到1900年，华北地区尤其是山东、河北连遭大旱、虫灾，守旧派和别有用心之人乘机误导百姓，如“天无雨、地焦干、全是教堂止住天”。因此大规模的民间反抗活动越来越激烈，走投无路的农民等纷纷加入义和团，而清朝满洲权贵的支持使得义和团运动快速壮大。晚清时翰林院编修恽毓鼎曾指出：“载漪又急欲其子得天位，计非藉兵力慑使臣，固难得志也。适义和拳起，诡言能避火器，以仇教为名，载漪等遂利用之，以发大难。故廷臣据理力争，谓邪术不足信，兵端未可开，皆隔靴搔痒之谈也。甲午之丧师，戊戌之变政，己亥之建储，庚子之义和团，名虽四事，实一贯相生，必知此而后可论十年之朝局”。

得到满清支持的义和团*死大量西方传教士以及中国基督徒，列强以此为由掀起新一轮瓜分中国的活动。1900年6月，满清允许义和团进驻北京，同时义和团在天津开始进攻租界，俄国、德国、法国、美国、日本、奥匈帝国、意大利、英国八国决定组建远征军扑灭义和团的反抗运动。

八国联军与东南互保

庚子拳乱发生后，在清廷尚未向各国宣战时，两江总督刘坤一（湘军江忠源旧将）、湖广总督张之洞（与湘军、淮军关系俱佳）、两广总督李鸿章（淮军*）、铁路大臣盛宣怀（父亲盛康是湘军胡林翼的军需官，盛宣怀自己与李鸿章关系甚佳）、山东巡抚袁世凯（淮军吴长庆旧部）、闽浙总督许应骙（族叔许祥光曾与湘军江忠源一起镇压太平天国）等即商议如何保存东南的稳定，避免列强有借口入侵；同时密议盘算倘若北京失守而光绪帝、慈禧太后不测，当改建共和，由李鸿章作大总统支撑局面。

东南互保

这是清末各地官方实力派人物首次公然聚众反抗朝廷，此事件虽使河北、山西以外的地区得以免于义和团运动及八国联军战乱的波及，但同时此事也使得清廷威信扫地：东南众大臣抵制的慈禧太后，事后不但不敢处罚他们，甚至还表扬他们“度势量力，不欲轻构外衅，诚老成谋国之道”，太后与皇室的虚弱乏力表露无遗。

1901年9月7日，清政府被迫签署《辛丑条约》，需要向交战各国交付总计4.5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史称“庚子赔款”，赔款由关税及盐税中作抵押。这个庞大的数目的意味着要向每个中国人惩罚一两白银。对此上海申报发表社论说“中国不能保护使臣致惨遭毙……曲诚在我……不得谓外人过于要挟也。”

辛丑条约

我们该如何评价清朝末年的义和团运动呢？

我们可以借用陈独秀的两次评价来评价义和团运动，首先是他在1918年发表在《新青年》的《克林德碑》评论：

“义和拳就是全社会种种迷信种种邪说的结晶。”

而当陈独秀转向共产主义后改变了对义和团的评价：

“文明的绅士学者们，说义和团事件是少数人之罪恶，说列强不应该惩罚到义和团以外的人，不啻是向列强跪着说：我们是文明人，我们不曾反抗；汝们惩罚少数的义和团，不应该皂白不分连累到我们大多数安分屈服的良民。情形如果是这样，还幸亏有野蛮的义和团少数人，保全了中国民族史上一部分荣誉！”

陈独秀

因此义和团运动是统治者对外软弱无能、对内专制压迫的情况下，中国底层劳动人民所能采取的最后手段。那些到中国来大发横财的西方殖民者，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两次鸦片战争）的人，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被压迫者们只能采取最直接也最悲剧的方式反抗。

但这种底层民众自发的、无组织的反抗运动很容易失败且造成相反的效果，义和团运动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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