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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876年夏天，在首次节庆演出的日子里，我已同瓦格纳告别。我无法忍受模棱两可的东西；自从瓦格纳返回德国后，他一步一步地堕落到让我鄙视的地步——甚至堕落到反犹太主义……当时，的确到了告别的紧急时刻：不久我就获得对此的证明。里查德•瓦格纳，表面上是大获全胜者，实际上却是一个腐朽和绝望的颓废者，茫然无助，疲乏崩溃，突然跪倒在基督的十字架前……针对这样可怕的表演，难道当时没有德国人，脑袋上长有眼睛、良知里拥有同情？难道我是唯一由于他而——受难的人？——够了，对我本人来说，这突如其来的事件犹如一道闪电，照亮了那我离开的地方——给我带来一阵事后的战栗，就像一个毫不知觉地躲过一场可怕危险的人。当我孑孓一人，继续向前时，我浑身颤抖；（思庐哲学编辑）此后不久我就病了，不止是病了，还感到厌倦，——出于对一切的不可抑制的失望，而原先我们现代人对这一切还留有热情；厌倦，由于对到处被挥霍的力量，工作，希望，青春和爱情而感到的失望；厌倦，还因为对那些全部理想主义的谎言和良知的弱化反感，而这种弱化在这里再次战胜了一个最勇敢的人；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厌倦还源自对一种无情的猜忌的忧虑——从此刻起我被判定，要更深地不信任，更深地蔑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深地陷于孤独。因为除了里查德•瓦格纳，我别无他人……我永远地被判决为德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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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刻起我孤独一人，对自身也疑心重重，当时不无愤怒地采取反对自己的立场，而去赞同恰恰伤害我、冷酷地对待我的所有人：我就这样重新找到通往那勇敢的悲观主义的道路。而这种悲观主义是所有理想主义的谎言的对立面，同时，就我看来，也是通向我自身的道路，——通向我的使命……那种隐蔽和专横的东西， 对此我们许久以来没有名称，直到它最后证明自己，是我们的使命，——我们身上的这个暴君向我们发动了一场可怕的复仇之战，由于我们躲避它或者从它身边溜走的尝试，由于每种过早表现出的谦恭，由于我们对那些与自己不同类的人一视同仁，由于每次如此值得重视的活动，如果它会分散我们对于主要任务的注意力，——唉，由于每种德行自身，而它们能帮助我们抵抗最本真的责任的严酷性。（思庐哲学编辑）每当我们想怀疑对我们的使命的权力，每当我们开始在某些方面放松自己，每次的答案是病态。奇特，同时又可怕！我们的放松，是我们不得不付出最沉重的代价的原因！如若我们以后想恢复健康，我们就别无他法：我们必须承负起，比我们先前曾承负的更重的担子……

瓦格纳最后一部歌剧《帕西法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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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在非常有力但模糊不清地被称为“无休止的旋律”的东西中，现代音乐跟踪着它的意图。由此大家可以明白，人们向着大海走去，渐渐地失去在地面上的平稳脚步，最终无条件地把自己交付给自然力：人们得游泳。在古老一些的音乐中，在优美或庄严或火热的交替中，在快速和徐缓的乐章里，人们要做的是截然不同的事，即得跳舞。这里必须要有尺度，要遵循对某种同样均衡的时间和力量等级的要求，而这迫使听众的灵魂进行一种持续的沉思，——这种来自沉思的凉爽空气和兴奋的温暖气息，互相作用，而所有优秀音乐的魅力，就建立在这种作用上。——里查德•瓦格纳要的是另一种运动，——他推翻了至今音乐所需要的生理条件。游泳，飘移——不再行走和跳舞……也许以此那决定性的话已经说出。那“无休止的旋律”正是想打破所有时间和力度的均衡，时而它还嘲弄了这种均衡自身，——它恰恰在这点上富有发明，即对一只较老旧的耳朵来说，这种旋律听起来是对节奏的违背和亵渎。从对这样一种鉴赏力的模仿和掌握中，滋生出对音乐的一种危险，一种大得我们无法想象的危险——节奏感的彻底蜕变，混乱代替节奏……当这样一种音乐越来越紧密地依靠一种完全是自然主义的、不受任何表现力法则控制的装模作样和形体艺术，除了效果，不要求其他时，这种危险便到达了顶峰……为了富有表情（espressivo）可以不计一切代价，音乐的作用在于服务，在于当姿态的奴隶——这是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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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难道就像现在音乐的演讲艺术家们相信的那样，在任何情况下达到一种再也无法超越的浮雕似的效果，这是一次演讲的第一品格？比如，要是把这样的方法用在莫扎特身上，这难道不是违逆莫扎特精神的，那欢快、热情、温柔和充满爱意的莫扎特精神的真正的罪过？谢天谢地，他不是德国人，他的严肃是一种善意和纯真的严肃，而不是一个德国式庸人的严肃……更不用说那“石像客人”的严肃了……你们以为，所有的音乐都该是“石像客人”的音乐，——所有的音乐必须跳出墙壁，进入听众的内脏进行震撼？……这样音乐才有效果！——不过对谁有效？对某些一个高尚的艺术家永远不想施效的人，——对大众！对幼稚的家伙！对自命不凡的人！对病态者！对白痴！对瓦格纳的追随者！……

来源：《瓦格纳事件/尼采反瓦格纳》，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作者：尼采

翻译：卫茂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