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到了西汉早期，《论语》的传本有所谓《齐论语》《鲁论语》和《古论语》之别。所谓《齐论语》《鲁论语》，就是当时齐地学者和鲁地学者传习的《论语》；而《古论语》则是出自曲阜孔子旧宅墙壁中用古文字书写的《论语》。三者之间的区别，首先是篇数不同，《鲁论语》是二十篇，《古论语》是二十一篇，《齐论语》是二十二篇；其次是章句文字也有不同。不过，由于这些古本已经失传，其详情已经很难搞清楚了。令人期待的是，节目中提到海昏侯刘贺墓中出土的竹简中就有《论语》，而且应该就是失传千年的《齐论语》。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传习《齐论语》的著名学者有昌邑中尉王吉，而刘贺曾任昌邑王，故他所学习的应为《齐论语》。

到了西汉元帝、成帝时期，出现了一个综合当时三种传本而改定的版本——《张侯论》。“张侯”指安昌侯张禹，他被汉元帝指定为汉成帝的老师。张禹为了教汉成帝读《论语》，就编写了一部解说《论语》的教材。后来，汉成帝继位，张禹拜相封侯，他所编定的《论语》经常被汉成帝在诏书中引用，因此自然成为当时的权威版本，以至时人有“欲为《论》，念张文”的俗语。到东汉末年，遍注群经的儒学大师郑玄编写《论语注》，成为今传本《论语》的定型之作。而据《隋书·经籍志》《经典释文》记载，郑玄的《论语注》就是在《张侯论》的基础上参校《齐论语》《古论语》改定的。

《论语》的经典化历程

《论语》作为一部儒家经典，其经典地位也是逐渐形成的。由上述《张侯论》的情况可知，《论语》在西汉中后期就已经成为皇家帝王教育的重要内容。不过，那个时候，《论语》的地位还不能跟作为“经”的《易》《书》《诗》《礼》《乐》《春秋》相比，而被视为次一级的“传”“记”。例如扬雄《法言·孝至》中说“吾闻诸《传》：‘老则戒之在得。’”所引即源自今本《论语·季氏》篇所载孔子之语“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又如《后汉书·赵咨传》说“《记》曰：‘丧，与其易也，宁戚。’”亦见于今本《论语·八佾》篇。可见在两汉时期，《论语》属于注解经典的传记性典籍。

《论语（中华经典诵读）》

在《汉书·艺文志》中，《论语》和《孝经》、小学三类一起附于《六艺略》之末，既可看出其与六经的密切关系，也显示了其作为经典附庸的地位。到东汉灵帝熹平年间，朝廷在洛阳太学校正刊刻儒家经典，史称“熹平石经”，其中就包括《论语》，似乎《论语》又与“六经”是并列的。到唐代，尽管《论语》不属于国家确定的“九经”（《易》《书》《诗》《仪礼》《周礼》《礼记》《左传》《公羊传》《穀梁传》），但《论语》仍属于科举考试明经科的考试内容，唐文宗时期刊刻的“开成石经”，在“九经”之外，也包括《论语》《孝经》《尔雅》。到北宋王安石变法时，《论语》《孟子》正式被确立为科举考试的“兼经”，至此，后世所称的儒家“十三经”也就集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