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世纪之后漫长的数百年里，欧洲文明进入了14世纪意大利诗人彼得拉克所称的“黑暗时代”。日耳曼部落接连不断地攻击罗马帝国，大多数图书馆要么关闭，要么被毁。看似不可能，可那时僧士竟成了西方文学遗产的保存者。他们作为抄工，不仅勤勉地抄写基督教文本，而且也抄写和早年基督教教义相符的古文本。（奥古斯丁写到，如果柏拉图生活在后世，他也会是一位基督徒。）僧士从事于一项庞大的抄写工程，即把原来写在莎草纸上业已腐朽的长篇文本一一誊写到羊皮纸上，经院又给这些手抄本提供了妥善的保存之处。但是新的书写材料也有问题，一位抄工写到：“羊皮纸毛茸茸的，不易书写。”进而言之，虽然中世纪取得了诸如哥特式大教堂和三田轮作等成就，但是那时的文本并没有被世人接受，在文化史上也没多大影响。直到后来，彼得拉克长期置身经院图书馆，详阅藏书，才发掘了得以启蒙欧洲以及全世界的知识宝藏。
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史也可以通过战争来描述，因为那时家族和城邦之间不停交战，而这段历史也可以从书籍史中得以了解。罗斯·金的《佛罗伦萨的书商》（2021）集中讲述了书商韦斯帕夏诺·达·比斯蒂奇的生涯来展现这一段错综复杂的历史。韦斯帕夏诺生于1422年，在15世纪中叶被称为“世界书商之王”。十一岁时，他就在一位经营书店的书商手下当学徒，当时多纳泰罗、安杰利科和马萨乔等一众艺术家都在附近活动。这家书店靠近现在的巴尔杰洛博物馆，其经销的手抄本多半就在店内装订。到了1440年代，这家书店不仅是订购手抄本之处，也成为一个聚会场所。人们在书店里讨论政治、哲学以及书中涉及的各类主题。《佛罗伦萨的书商》描绘了当时佛罗伦萨知识分子圈的群像，展示他们对当地艺术文化活动的重要作用。阅读金的专著，我们不禁发问：是什么带来了文化的繁荣？和同时期的其他城市相比，为何佛罗伦萨得以如此兴旺发达？
佛罗伦萨城为学问而痴迷，因书籍而发狂。这似乎能给上面的这些问题提供部分答案。城里的识字率特别高，十位男子中有七位能读写，而其他的欧洲城市只有25%，甚至更低。女孩子也能读会写，不顾僧士和道学家的反对。所有这些新气象带来的激动和兴奋——所谓“重生”，即“文艺复兴”——即来自重新发现古希腊罗马大师的著作。如同彼得拉克，韦斯帕夏诺和他的同行四处收集古书，从经院图书馆里翻出了隐藏多年的西塞罗或卢克莱修的著作。佛罗伦萨的学者精通希腊文，其中一位马尔西利奥·费奇诺把流传下来的柏拉图的所有著作都译成了当时更通用的拉丁文。韦斯帕夏诺写下了“所有的恶都源于无知”，实为一则非凡的宣言。因为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恶源于魔鬼，而我们今天大多以为恶源于人性，但是韦斯帕夏诺却说，恶源于人们知识的贫乏，而他出售的书籍恰恰能改变这种困境。
光顾韦斯帕夏诺书店的并非都是清一色正当而沉稳的学者，最受人瞩目的顾客中就有一批可谓“雇佣军阀”人士，而嗜书似乎得以缓解（或者可以说是掩盖）这批人从业的残忍本性。其中费德里科·达·蒙特费尔特罗便是这家书店的常客，他拥有最好的私人图书馆，还以其位于乌尔比诺的金碧辉煌的公爵宫殿而闻名。他率领的军队攻打沃尔泰拉城时，因施行的暴行难以言表而臭名昭著，以至于马基雅维利以此为例证明人类确有从恶的天性。费德里科攻占沃尔泰拉后，劫掠到一批原属一位犹太人的珍贵希伯来文献，可韦斯帕夏诺却为费德里科辩解，声称他曾试图阻止手下进城大肆行劫，他还写到，费德里科对古罗马历史学家做过研究是他善战的原因之一。
不管怎样，书籍的传播带来了知识的增长，这确实有积极的一面。那时纸张在中国已经使用了千年之久，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造纸术西渐，继而传进欧洲。这一过程曾留下语言学上的痕迹，比如英文“ream”（中文为“令”，即500张）一字就来自阿拉伯文“rizma”。不过，真正的革新还要算印刷术的出现。中国人又早了好几百年，但这一成就早年并不为德国金匠约翰内斯·古登堡所知。古登堡在14世纪开始使用一种活字金属字母版，从而大量书籍得以印刷，使大多数普通人都能买得起书。而对富人而言，在印刷术发明后多年，羊皮纸文本仍被当作豪奢品。洛伦佐·德·美第奇曾叫抄工把印刷本手抄下来再作收藏。但是，对许多人来讲，印刷术不仅事关便利和成本，更重要的是书籍的传播能驱除无知的黑暗。正如一位理想主义的修士所言，书籍还能“给世人带来拯救”。
佛罗伦萨在整个文化上升期始终是一个独立的城邦共和国，尽管其秩序经常被争权夺利的富家所扰乱，而在这些大家族中，美第奇最为强势。佛罗伦萨人热衷的诸多古代著作里有直接针对政治争斗而阐发的议论。其中，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成了15世纪的一本畅销书。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使公民确信，如果行之慷慨、有品，大额开销可以成为一种德行，富人也能成为“一名消费方面的艺术家”。虽和基督教的教义相悖，这理念却得到了美第奇家族的推崇。另一方面，西塞罗教育大众说，善者一定要积极参与政治——这不仅符合佛罗伦萨的民主政治的信念，而且也出于政治监督的需要。西塞罗以其热衷的共和主义理念成为当时最受人敬仰的古罗马作家。不过，当15世纪接近尾声时，费奇诺诠释的柏拉图理论，推崇一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生活理念，远远超出了西塞罗的影响。这一理论认为，善的生活应该致力于哲思，远离政治的纠缠，而完全沉浸于对真、美与和谐持有的永恒信念之中。
美第奇家族完全信从了柏拉图的理论，这一家族热衷于公益事业的雄心首先由科西莫·德·美第奇开创，他资助翻译柏拉图著作，临终之际还让人诵读柏拉图著作的章节。他的孙子洛伦佐于1469年非正式地执掌了大权，更是著有一首推崇柏拉图主义的长诗。美第奇家族对书的兴趣看似发自内心，其实不免对家族自身利益的考虑。柏拉图认为，民主制有着太多的弊病以至于难以付诸实践，而且一个共和政体必须由一位哲学王来统治，而那个时代释译柏拉图著作的学者正从洛伦佐身上看到了“哲学王”的形象。佛罗伦萨城的民众原来热心参与和监督政治，可在柏拉图式的哲学思潮影响下，城邦在1480年转而成为洛伦佐独断专行的政体。到了1532年，原有的法律制度完全丧失其效力。佛罗伦萨的文化之光日渐暗淡，洛伦佐的后代承继世袭王公，于是历经多年的共和城邦的政治尝试终于以失败告终。
节选自"Torn Pages" by Claudia Roth Pierpont
《纽约客》杂志 2024.2.26
译：李若虹 哈佛燕京学社副社长
编辑：李纯一 刘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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