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20世纪50年代，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其著名的“告别演说”中，告诫美国民众警惕“军工复合体”这头“怪兽”。它不仅没有受到限制，反而一直在背后操纵美国的政治、外交、军事和军事战略。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正常发展的长寿王朝人均收入经过起初几十年的休养生息之后到达顶点，随着人口膨胀便呈下降趋势。到了王朝中后期单纯分蛋糕的阶段，官僚地主复合体残酷压榨百姓，至死也不停下掠夺的脚步，最后导致流民遍地，社会处于总溃败的状态，只能玉石俱焚。

汉文帝刘恒（前203年—前157年）

《论贵粟疏》是汉代大臣晁错给汉文帝的奏疏，它是传统农业社会农民生存状态最精准的描述：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署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

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几个治世时代，农民生存状态尚且恶劣、脆弱如此。

“文景之治”的政绩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记载：“至今上（汉武帝）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同时期的董仲舒则曰：“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

汉文帝亲侍母病

根据史料记载，西汉初年的人口不过一千三百多万，到了西汉平帝（公元前1年—6年在位）时，达到六千多万，人口稠密的关东与关中某些地区，每平方公里平均多达千人以上。这个人口高峰一直到唐代才被超越，在生产方式没有革新的时代，人口急剧增长，同样的土地已不堪其负，不能提供足够的粮食，满足果腹之需。

西汉末年，天灾不断，黄河多次改道。成帝、哀帝时，流民以百万计，在发生灾害的年份，流离失所、死于沟壑的百姓更不计其数。人口激增，灾害不断，政治黑暗，秩序混乱，带来的是贫富悬殊，奴婢与牛马一起在市场出售，豪强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加重，很多人辛劳终年，难以果腹。

土地集中到这些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手里以后，大量的贫民因为没有土地而流离失所，变成了流民，这个社会就会不稳定。为消除西汉末年普遍存在的土地兼并等弊病，王莽在全国范围内推行“ 王田制”， 类似于周代的井田制度， 将全国土地国有化，不允许自由买卖。土地国有后重新分配，没有耕地的农民，由政府分给耕地。具体规定是，一对夫妇耕地一百亩，不满百亩的，由政府补足。“王田制”本意无疑是善良的，就是要使耕者有其田，重建经济秩序。然而，这一善良政策注定会失败。

王莽改革农业社会痼疾不亦难乎？

原因很清楚，西汉末年，大土地所有者基本是身份性地主，作为官僚，他们充斥于各级政府之中，是土地国有化的最大受害者，所以，这一措施必然引发官僚集团集体反弹。结果，王莽既没有能力兑现耕者有其田的承诺，又触犯了官僚集团的特权利益，损害了自己的政权基础。

综上所述，西汉中期以来，国家管理失序，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大量失去土地和财富的贫民卖身为奴，沦为地主豪强的附庸，或者成为流民，成为统治秩序的隐患。中央政府控制的赋税和劳役来源越来越少，对国家的控制力越来越弱。西汉后期，有识之士已经注意到了土地—人口失控这个可怕的现象和危险的趋势，但遗憾的是，日薄西山的西汉政权没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继之而起的新莽王朝，由于没能找到对症之药，也迅速归于失败。

中兴汉室的光武帝刘秀以“柔道”治国，却以铁腕治吏。史书上说，“光武承王莽之余，颇以严猛为政”。对于新生的东汉政权来说，“度田”问题至关重要。如果不能解决“度田”不实的痼疾，就难免重蹈前朝的覆辙，更何谈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