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后期以来，作为“士大夫之一艺”的印章进入文人的视野，成为文人的艺术活动，并得到文人的重视，印人也因此提升了自身的地位。而此前，印人身为工匠地位低微，为文人所“不齿”。“工人印”与“文人印”的分野也逐渐形成。

本文摘编自朱天曙所著《明清印学论丛》一书的《明末清初印人身份变迁及其背景初论》一文。文章探讨了“印人”这一特殊身份在明末清初的变迁及其形成的社会背景，从社会文化的角度诠释了印人身份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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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印学论丛》，朱天曙 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原作者丨朱天曙

摘编丨董牧孜

明代以前，“印人”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群体。

明末清初著名鉴藏家周亮工

（1612─1672）

撰成《删定诗人传》、《读画录》，并撰成历史上第一部记录印人的重要文献——《印人传》，把印人和诗人、画家一样予以关注。

周亮工所撰《印人传》。

《印人传》的写作昭示了“印人”作为一种特殊身份进入文人的视野，有别于一般的“工匠”。宋代以前，有以篆书书法名世者，如唐代李阳冰

（约721─785）

以小篆名世，他的小篆圆润盘曲，中唐篆书大盛，他有复兴之功。同期善篆者还有如瞿令问、史惟则以悬针篆名世，富于装饰性；袁滋

（749─818）

在小篆中参以古籀，多有新意。五代、宋代时，写篆书著名者如徐铉

（916─991）

、徐锴

（920─974）

、郭忠恕、薛尚功等人。但这些人都以篆书影响当时，而没有专门以印名世者。

到了元代，赵孟頫、吾丘衍等人开始自己在印章上写篆书，印章从实用功能渐渐成为文人士大夫专门的艺术。到了明代中后期特别是万历以后，印章发展更加迅速，印人身份也越来越得到文人的认可，文人也不断参与到印章的艺术实践中，印人和文人的身份也不断处于游离的状态中。

在以文人为主导趣味的苏州和南京的文化环境中，印人的文化品味不断提高，印人和文人的来往密切，印材变革和功能变化也使得印章的“文人品味”成为可能。

工匠的兴起：

印人身份是如何提升的？

“印人”最初是以工匠身份出现的，如先秦时期的铜、陶玺印由铜工、陶工完成，秦代的官印制作有符玺令、丞和符玺郎进行管理，由印工来完成。

到了明代，印人是如何把“工匠化”的技术赋予文人品味，而使印章成为文人书斋、案头的清玩？这种转变与明代文化环境有何关联？如何具体呈现“印人”身份的这种变化？我们先来探寻中国古代关于工匠的记载。

《礼记》中说：“凡执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医、卜及百工。凡执技以事上者，不贰事，不移官，出乡不与士齿。仕于家者，出乡不与士齿。”这反映了上古时期“执技”的工匠不能改行，也不能与文人士大夫交流。国家设立“工官”、“工师”、“巧工司马”等来对工匠进行管理。战国末期成书的《吕氏春秋》中有“物勒工名，以考其诚”的记录。唐代诗人韩愈《师说》中也有“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这些都反映了工匠地位的低微，为文人所“不齿”。

尽管如此，文人士大夫仍然需要与工匠“合作”或从工匠的实践中获得启示。汉代的官印，有符玺御史、印曹、尚符玺郎等职官专门管理符玺和印章刻制，由兰台令史篆写印文后，交由印曹的工匠刻制。如史学家班固善篆书，并曾以此职监造官印，和工匠进行“合作”。唐代朝野对石刻刊镌十分重视，名家书迹多请名匠刊石，皇帝甚至指定专门名匠刻石，如开元十年

（722）

，唐玄宗亲自撰写的《西岳太华山碑序》就指定名匠吕向为镌勒使刻于西岳。

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元末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亦有不少关于工匠的记载，这些内容虽然零星，但已表明：工匠作为社会的一个阶层，其社会功用是不能忽视的。

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

明代中期以来，随着江南一带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市民阶层的出现，直接导致了市民文化与审美意识的滋长，苏州一带的木版年画、南戏、小说、书画、园林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而与其相关的印工、装裱工、雕刻工等“工匠”兴起。同时，思想界个性解放思潮的出现，晚明的文化环境也发生变化，文人也更加的关心各类工匠以及他们的工艺品。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载，“嘉靖末年，海内宴安，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园亭、教歌舞之隙，间及古玩。”所谓“古玩”即是装点生活和雅玩的工艺品。这些物品进入士大夫的生活，他们的艺术价值在文人的雅集、把玩、娱乐中得到挖掘，并不断被记录下来，进而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直至被抬到与诗文书画相并列的地步。

袁宏道在谈“时尚”时称：“古今好尚不同，今薄技小器皆得著名，铸铜如王吉、姜娘子，琢琴如雷文、张越，窑器如哥窑、董窑，漆器如张成、杨茂、彭君宝，经历几世，士大夫宝玩欣赏，与诗画并重”；张岱《陶庵梦忆》还记录濮仲谦的竹雕成为“抢手货”，“一帚一刷，竹寸耳，勾勒数刀，价以两计”，而新安墨工方于鲁还与汪道昆结成姻亲，更是“奖饰稍过，名振宇内”，这些昔日为文人所不齿的“梓匠轮舆”之人这时不断与文人交流，社会地位大大提升。

徐巨源在给友人的信中谈到晚明文化风气时，他把制陶、制墨、攻玉、刻印的工匠和文人艺术家放在了一起讨论，表彰他们的突出成就，反映了文人艺术家和工匠的分野已不再明显。

“工人印”vs“文人印”：

印人的“鄙视链”

事实上，晚明士人与工匠之间的互动十分频繁，士人也有了强烈的“通俗”意识，他们身份的界限也变得不太明显。如张岱以绘画上的事例来讨论印章一样，印章上文人与工匠之间的合作从明代中期文徵明

（1470─1559）

、文彭

（1497─1573）

父子开始赋予了印章艺术新的内涵，并将这门艺术提升到新的高度。

文徵明是中国文化在明中期独立成形发展中的代表人物，他通过书画作品的创作、赏玩、赠友、交换等活动，建立了特有的“文派”典范，从而塑造了文人特有的生活风格，有别于一般的平民，他在绘画上即有相类的与工匠合作的作品。

台湾学者石守谦先生曾以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寒林钟馗》作品为例作深入研究，指出此图的寒林背景确为文氏手笔，但主角人物的钟馗有着讲究的姿势、细致的表情，显示出画者对人物画技巧的高超掌握，决非文徵明所为，其作者应为与文氏素有交往的职业画师仇英。图中钟馗特有的文雅，又与仇英一般所作不同，显示了文氏在背后的指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