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易智言、桂纶镁、陈柏霖在「泳池放映会」

4

影片结束在孟克柔的一段独白——

「小士，看着你的花衬衫飘远，我在想，一年后，三年后，五年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子呢？由于你善良、开朗又自在，你应该会更帅吧。于是，我似乎看到多年以后，你站在一扇蓝色的大门前，下午三点的阳光，你仍有几颗青春痘。你笑着，我跑向你问你好不好，你点点头。三年五年以后，甚至更久更久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的大人呢？是体育老师，还是我妈？虽然我闭着眼睛，也看不见自己，但是我却可以看见你。」

画面里，孟克柔和张士豪骑着车互相追逐，像两只滑翔的小鸟，树影扫在他们脸上，直到他们彻底被树影和人群淹没。

我们会变成什么样的大人呢？这也是易智言借由影片，向新世纪成长在流行文化与爱情神话中的年轻人发出的疑问——离开了旧时代的管控，面对自己的人生，新一代会有更多掌控权吗？他们能够充分地发展自我吗？

研究者们认为《蓝色大门》开启了台湾的「新青春电影时期」， 在它之后，涌现了一批相似主题的电影，《盛夏光年》、《渺渺》、《九降风》等等，它们很少关照现实，没有审视和反思现代文明的野心，抛弃了宏大叙事，主题大多是探求、成长、认知的唤醒。导演杨德昌曾经说过，「台湾只有青春片和非青春片。」也许出于殖民记忆的烙印，台湾电影里，总是存在大量少年视角，他们迷惘、无措，常在黑暗中突然呐喊，想要找到自己的坐标。

《蓝色大门》的后来者把青春拍得愈加清新明亮、细腻动人，有些影视作品甚至彻底断开和成人世界的勾连，日复一日地重复小而美的青春诗歌。这一电影风潮蔓延到了大陆，改变了大陆青春电影的走向。2012年前后，大陆开始频繁出现以校园为叙事空间的青春电影，这同样是《蓝色大门》带来的余震。

但「清新怀旧」的电影风格生命力并不持久，它很快被人们所腻倦。在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台湾电影对青春的讨论出现了新的走向，它拥有了更沉痛的命题。

电影《女朋友，男朋友》就是如此，它将叙事线延长，让观众眼睁睁看着拥有热烈青春的三个少年，如何步入压抑克制的中年时代。还是学生时，阿仁就常和女朋友美宝说着自己不羁的憧憬，怎样怎样之后，我们就自由了。但是这自由迟迟不来，长大后的阿仁做了拥有权力的人的女婿，美宝成了他的情人，看着他唯唯诺诺地游走在家庭和美宝之间，尽是谄媚和卑微。阿仁最终被好朋友打醒，「这就是你说的自由？」

《阳光普照》里，大学生阿豪看似轻描淡写地面对家庭的巨变，却藏着热烈难忍的苦闷，在一个深夜把自己炸开，从高楼跃下。他的青春没有暗处和水缸，只有普照的刺眼的阳光。《同学麦娜丝》则讲述了四个交好的高中同学，如何分别与青春背离，成为负担不起房贷的保险业务员、憋屈的户口普查员、老实巴交的殡葬店老板、在电影梦和政途之间犹疑的小导演，生活时而落寞，时而风光。

这些电影把目光放在人在脱离青春期以后，和现实世界相撞的痛苦。

当我们感慨成长的酷烈时，也要承认青春的消逝并非有罪。和童年一样，青春以及青春期，是人类发明出来的概念。一个青少年要被改造成文明的成人，势必要经过尼尔·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中所述的过程——「他们拥有与生俱来的坦率、理解、好奇、自发的能力，但这些能力被识字、教育、理性、自我控制和羞耻感淹没了。」正如易智言后来接受采访时说，「人过日子，不像电影一样，常有个戏剧化的分水岭，真实的生活是纠结缠绵、重复着折磨、不断地犯错。」

作家朱天心在小说《古都》里这么回忆自己的年少时光，「那时候的天空蓝多了，蓝得让人老念着那大海就在不远处，好想去……那时候的体液和泪水清新如花露，人们比较愿意随它要落就落……那时候的树……存活得特别高大特别绿，像赤道雨林的家。」无数创作者书写过青春，大抵是因为人在成年期以后总会不自禁地回顾自己的来处，以此辨明未来可以继续往何处去。

当被问及《蓝色大门》这部影片要和怎样的年龄段的人对话，易智言曾说，「我的确希望不同的人看，带走不同的东西。17、18岁的小朋友看了，我并没有为成长提供任何答案，但希望至少能提供一些方法，让他们能够诚实、善良、直接地面对自己的问题。我希望年龄大一点的人看了，会想起大家都曾是17岁，他们会感动，会唤起他们最纯粹、最简单、最阳光的对话。」

很难说，多年以前的我们闭上眼时，能否想象到自己现在的模样，但如今的我们重新合眼，一定能想起青春时期未曾被磨损时，最明亮和纯真的部分。20年过去了，再看《蓝色大门》，并非迷恋青春本身，而是让我们回忆起，十六七岁的我们是怎么期待未来的，丰沛的希望感后来是怎么消减的，从而审视和校准当下的生活。

像学生时期的某个夏天一样，即使多么珍惜，青春总是难以避免地、不甘心地就流失，但是那句朝向自己的叩问会因为影像而被永恒地留下、反复地诵念：如今作为大人的我们，是否还能保留纯真的期待和那部分珍贵的自我？我们真正地走出了青春期布下的浓雾，理解和接纳自己了吗？我们成为我们曾经想成为的大人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