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先秦后，魏晋是中国文化第二个重大转折变化阶段。

所谓重大历史变化，一般都表现在由较长一段的战乱纷争后，社会整体的经济生产的基础发生了比较重大的变化，由此决定并影响上层的政治、文化、宗教、文艺等整个意识形态。

先秦时代，是由西周的奴隶制经济基础被动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旧有的思想体系已不再适应新经济发展，先秦诸子百家纷纷提出了新的思想理论，以适应新情况新发展。

经过整个汉朝近三百年的较为平稳发展，三国征战导致民不聊生，社会由治而乱。秦汉原来比较繁盛的城市发展和商品经济萎缩，东汉以来的庄园经济在各个自发揭竿兴军而起的枭雄推动下，得到了巩固与推广。征战而圈地圈民，众多个体小家和大规模的工商奴隶沦为领主土地上的农奴。这种新经济模式发展出社会分裂割据，自各为政，世代相袭，等级森严的门阀贵族来到了历史中心舞台。

中国真正的贵族时代来临了。

凭借军功或恩赏建立的领地与大庄园，由此成为贵族，这种模式西方直至千年以后才出现。中国的贵族出现比西方世界早多了，贵族文化发展而来的魏晋文学与艺术，也远远地高上了西方世界几个大台阶。

魏晋时代，文化艺术掌握在以门阀士族地主阶级的手中，他们的世界观与人生观引导了整个时期，绽放的光芒延续至今。孔儒学说暂被搁置，在没有过多统制束缚，没有皇家钦定，当时的文化思想领域自由而开放，盛行议论争辩。这与原来的歌功颂德，讲实求用的两汉孔儒经学是一个自由的进步，也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飞跃。哲学上的何晏、王弼，文艺上的曹操、曹丕、曹植为三曹，以及嵇康、阮籍，书法上的钟繇、王羲之、王献之，等等，就是各自开创领域内的显赫代表。

人在这里不再如两汉那样以外在功业，而主要以内在的思辩精神，受到尊敬与顶礼。

人的本身，人的人格，日益成为这一历史时期文艺的中心。　人们熟知的陶渊明、竹林七贤是其中的代表。

文学上，汉代堂皇大赋，不过是歌功颂德，点缀升平，为皇室权贵服务。到魏晋，文学开始真正个性化，并且对文学艺术的形式进行系统性研究并发展的艺术种类。对汉字字义，音韵的对称、协调、统一，种种形式美，进行规律性的探索发展。在文字的使用上面，精心组织，潜心研究，付于实践。作为代表人物的曹植，从他开始，讲究诗的造词炼句。所谓“起调多工”（如“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等等），精心炼字（如“惊风飘白日”,“朱华冒绿池”等等），对句工整（如“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等等），音调谐协（如“孤魂翔故城，灵柩寄京师”等等），结语深远（如“去去莫复道，沈忧令人老”等等）.....．都表明他是在有意识地讲究做诗，大不同于以前了。正是这一点，使他能作为创始代表，将后世诗词与难以句摘的汉魏古诗划了一条界线。

提到魏晋，不得不说到书法。书法在魏晋时代第一次作为实用工具得到了艺术的升华，起到了开创性的启示作用，影响了后世的发展。带来的时代影响，无论怎样赞誉都不为过。

正是魏晋时期，严正整肃、气势雄浑的汉隶变而为真、行、草、楷，中下层不知名没地位的行当，变而为门阀名士们的高妙意兴和专业所在。笔意、体势、结构、章法更为多样、丰富、错综而变化。以极为优美的线条形式，表现出人的种种风神状貌，“情驰神纵，超逸优游”,“力屈万夫，韵高千古”,“淋滴挥酒，百态横生”，从书法上表现出来的仍然主要是那种飘俊飞扬、逸伦超群的魏晋风度。

魏晋的苦闷与烦恼。艺术与经济、政治发展经常不平衡，表面看起来潇洒风流，骨子里却潜藏着巨大的苦闷、恐惧与烦忧。魏晋时期，社会仍然动乱，改朝换代频繁。社会上层血腥争*，政治斗争异常残酷，即使是上层头面人物也是朝不保夕。魏晋人物普遍具有既想在政治上建功立业，内心深处又担惊受怕的深刻不安全感。既进且退，是总体的特点。

即使是陶渊明这样被后世称道的高洁之士，超脱人世的形象也是到宋代被苏轼放大塑造出来的典范。实际的陶潜是政治斗争的回避者，正如鲁迅所一再指出的，“在《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说当时政治的”,“由此可知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陶潜的超脱尘世与阮籍的沉湎酒中一样，只是一种外在现象。在求之不得的情况下，陶潜坚决从上层社会的政治中退了出来，把精神的慰安寄托在农村生活的饮酒、读书、作诗上。但只有陶潜，才真正做到了这种退避，宁愿归耕田园，蔑视功名利䘵。得不到就不再想，也不再为此多一虑多一思，完全放弃，不再烦恼。超然事外，平淡冲和，给后世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和效仿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