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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恕诚著. 唐诗风貌 修订本. 北京：中华书局, 2017.04

（节选）

唐代诗人都往往程度不同地有着轩昂的傲气，“负气敢言”而较少拘谨嗫嚅之态。

不仅从高适、岑参“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近来能走马，不弱幽并儿”那种豪迈的自夸中，能够看出他们精神的飞扬；就是从王维、孟浩然的“花落家童未扫，莺啼山客犹眠”、“岩扉松径长寂寥，惟有幽人自来去”那种悠然自得中，也能感受到他们对于自由生活的喜爱与追求。“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饮酣视八极，俗物都茫茫"(杜甫《壮游》，甚至连杜甫早年在时代风气影响下，也显得有点跋扈。

这种精神固然以盛唐最盛，但风气一直延续到中晚唐。柳宗元的《江雪》，鲜明地体现着与恶劣环境的对抗。刘禹锡的《戏赠看花诸君子》、《再游玄都观》，揶榆的笔墨中包含着对新贵们的高度蔑视。李贺的《开愁歌》：“衣如飞剪马如狗，临歧击剑生铜钢……主人劝我养心骨，莫受俗物相填获。”显示了与庸俗卑琐为敌的态度，气概亦自不凡。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上述诗人的表现，有助于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对抗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庸俗气。但这类作品，一般多抒发主观方面的情绪，较少对客观现实的细致解剖，而研究者却往往习惯于从中寻找对封建社会的揭露，未免强其所难。

如李白的《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突出地表现了对黑暗政治的愤怒和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精神，鲜明地塑造了诗人的自我形象。但有的选本舍此而肯定诗中“抨击了唐玄宗后期政治腐败”，实际上，这一方面在作品里体现得不算充分。

以杜甫为代表的另一批诗人，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出身教养等多种因素影响，他们更多地吸取了儒家思想中某些积极成分，并发展为对祖国、对人民命运的极度关怀。杜甫这种精神，不仅表现在“三吏”、“三别”一类杰作以及像“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等诗句中，同时还深深地渗透在大量不易句摘、难以指实的抒情诗中。

杜甫入蜀以后的诗，后一类居多。著名的《蜀相》，并没有直接说出自己的心事，然而在动乱的时代背景下，那种“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慨叹，传达的正是死不足悲但悲开济邦国之志难酬的崇高精神。

堪称杜甫夔州时期代表作的《秋兴八首》，要是用类似白居易的“刺美现事”的标准，求之以实，可能像是对灵芝草进行化学分析，不免令人失望。然而只要从追踪诗人的感情入手，体会何以身在夔州，而八首诗魂牵梦绕，首首离不开长安，就会感到诗人热泪涔涔，不是由于个人的不幸。“每依北斗望京华"，组诗在对人生执着追求和忧念祖国命运的感情基础上抚今追昔，倾吐的是深沉浩瀚的爱国热忱。

它的价值不在于刺美一两件“现事"，而在于“一卧沧江惊岁晚”、“故国平居有所思”，那种坐卧不宁、忧心泣血的情绪，在直接影响着、震撼着读者的心灵。

循着这条途径，我们对杜甫的《登楼》、《江汉》、《登高》、《登岳阳楼》、《岁暮》等一系列名篇历来为人传诵的原因，认识也许会深一些。

像杜甫式的忧国忧民，对盛唐诗人来说，一般地还表现得不太突出，而到了中晚唐，在国家和人民的艰难处境中，诗人们的这种情操，就更多地受到激发。

代宗时期，元结在诗中沉痛地揭露时弊，那种宁可违诏获罪，不肯“绝人命”的人道主义精神，极受杜甫推崇。其后，从白居易和新乐府诗派的创作，一直到李商隐的《行次西郊作一百韵》，杜牧的《早雁》、《泊秦淮》，聂夷中的《咏田家》等，也都体现了对国家和人民命运的关切。

这一类诗，文学史上评价虽高，但往往只着眼于其因忧念国家和人民而揭露的社会问题，至于诗人的人格精神，仍然重视不够。如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有些论者就只取其揭露，而比较忽略诗中通过种种内心剖析所表现的崇高思想情操，甚至在一段时间内对此还有过很苛刻的批评(如把主观动机归结为只是企图巩固封建统治)。这虽不能说是买椟还珠，但被慷慨地泼掉的也绝不只是污水。

对唐诗所表现的精神美，我们应该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它固然带着过去历史时代和封建阶级的印记，但毕竟比较健康深厚，为后代的封建正统文学所不及。

由于唐以后地主阶级走向下坡路，思想境界也随之下降，那种精神之花(比如花间派和北宋词)，便常常不免带着病态。

唐人的可贵处，在于他们对生活富有希望和信心。他们在健康积极的精神基础上，从生活中发现了更多的诗意。进而使得作为他们生活和精神写照的唐诗，具备了生活美和精神美这样有力的两翼。

本文摘自余恕诚著. 唐诗风貌.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199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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