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赤赞普从天而降的壁画

上述资料，多为赞普亲自参与的盟誓文书，可以认为是吐蕃王朝的官方文献。

由此可见，整个吐蕃王朝时期，赞普王系一口咬定，自己是天神后羿。

这种坚持的态度。甚至远在千里之外的唐朝都有所耳闻。

唐德宗时的名臣杜佑，在《通典》中有如下记载：“或云始祖赞普自言天神所生，号悉卜野，因以为姓。”

吐蕃王室对天神世家的执着，其实与中原皇帝“君权神授、代天牧民”的思想，并无二致。

吐蕃王朝灭亡后，散落各地的王室后裔，建立了一系列小政权。

这些小政权依旧以“天神后裔”自居，周边势力对这种身份也无不认可。

例如，西藏山南曲松县的王室后裔修建了加里寺，并以“加里”作为王朝的名号。

但为了凸显悉卜野后裔的身份，特在“加里”前冠以“拉”（藏文中“拉”为“神”之意），由此形成了“拉加里”王朝。[5]

对于这个有割据性质的小王朝，西藏各时期的统治者都相当优待，尽量避免自己设置的管理机构与其控制范围重叠。

这一切，都源于对吐蕃王室的尊重，抑或对其“天神后裔”身份的尊重。

通过以上例证可知，所谓“吐蕃王室源于佛祖释迦牟尼后裔”的说法，完全是佛教占据西藏话语权后的修饰与涂抹。

因为，如果王室源于释迦牟尼后裔，那这几块立于吐蕃王朝时期的刻石，就完全没必要幻化出一个天上神祗的谱系了。

拉加里王宫

而在吐蕃王朝时期，佛教势力并没有很多人想象的那么强势。

佛教与本教间的政治博弈，从松赞干布开始一直延续到吐蕃王朝灭亡。

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吐蕃王室具有明显偏向性的扶持，佛教势力未必能撼动根深蒂固的西藏原生宗教——本教。

由此可见，整个吐蕃王朝时期，其国家运行的轴心——始终都是王权，而不是教权。

因此，吐蕃王朝是一个神权（王权）国家，而不是教权国家，根本不存在政教合一的可能性。

很多人醉心于吐蕃铁骑，对唐朝连续不断的打击，想当然的认为，吐蕃是以游牧为主的文明类型。

但如果将视线拉长一点儿，你就会发现，吐蕃相比于匈奴、柔然、突厥、蒙古之类的纯游牧民族政权，有很多不同之处。

所有纯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都存在三条无可逃避的天然劣势：

其一、缺乏生产能力，国家经济极度依赖掠夺收益；

其二、经济的极度单一性，导致国家抗灾能力极差；

其三、游牧的生活方式，导致天然具有不团结基因。

因此，纯游牧政权常表现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特质，其快速的兴衰，皆源于无可改变的自然环境和生活方式。

而反观吐蕃王朝，从其公元7世纪中叶崛起后，与唐朝爆发了长达150余年的激烈战争，见诸史端的大战170余次。

这种兼有游牧文明爆发力、农耕文明韧性的特质，使吐蕃王朝成了中原政权对外交战史上的孤例。

而如果从吐蕃发源地山南雅砻河谷的自然特点上分析，显然是一处适宜农耕，而非游牧的地点。

由此，第一块青稞田、第一座宫殿（雍布拉康），才会出现于山南。

要知道，修建水渠灌溉、土地种植整理、建筑宫殿建筑，是典型的农耕文明特征。

也正是因为具有了定居的文明特征，以金属冶炼为代表的手工业得以蓬勃发展，具备制造刀剑、盔甲、盾牌、金银饰品的能力，并发展出升、斗、秤等便于商品交流的度量器。[6]

藏文史料《贤者喜宴》记载，吐蕃尚未统一西藏之前，便已具备“烧木为炭，炼矿石而为金、铜、铁；钻木为孔，制做犁及牛轭；开垦土地，引溪水灌溉；犁地藕耕，垦草原平滩而为田亩；于不能渡过的河上建造桥梁”的技术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