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八年东元盛染坊在周村创立，经理人是张启垣。张启垣原是周村东源盛染坊的经理人，因该号*之间不睦，经营有困难，遂告停歇。张启垣邀史懋增、史懋冉各出资二百五十吊，共有资本五百吊，倒了东源盛染坊的全部家具垫底，改名为东元盛染坊，从经营加工染丝线开始。以后，逐渐发展为机器染厂。现将几个时期发展变化情况概述如下：
　　一、加工染丝线阶段（一八九八——一九○五年）
　　东元盛染坊创立时，有工人七人，专为丝线商业加工染各种颜色的丝线，经营了几年，每年所得加工费除开支外，盈余很少，只能维持生活，有一年甚至还稍有亏损。
　　染丝线业务不好，不是丝线染坊本身问题，而是由于绸绫、丝线滞销，带来了丝线加工数量减少造成的。绸绫、丝线的滞销，主要原因是受资本主义国家进口泰西缎、羽绸等品种的排挤；周村绸绫质量降低、男人发辫少了、女人春帽不兴时等等，也是减少丝线销路的一种原因。至于北京丝线在市场上的竞争，虽不是重要原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周村丝线的销路。
　　当时周村有六种染坊：（一）绸绫染坊。（二）丝线染坊。（三）杂色染坊。（四）本染坊。（五）莱芜染坊。（六）小布染坊。遂对六种染坊的业务逐一分析研究，看到大洋布庄、色洋布行的业务兴旺，增加“本染坊”的业务，为大洋布庄和色洋布行加工，大有前途，于是决定增加“本染坊”的业务，加工染洋布，这是东元盛染坊进行染布的开始。从此染布业务逐渐增多，染丝线的业务逐渐减少，终于被淘汰了。
　　二、加工染洋布阶段（一九○五——一九一八年）
　　加工染洋布，主要是给色洋布行加工。大洋布庄有时受客商委托代染色布，就找染坊加工，但数量不多，绸布庄找染坊加工更少。
　　给色洋布行加工，是由色洋布行供给白布，商定色泽规格，染坊仅负责染色，而染后的平整由色洋布行交给踹坊业加工平整。色布的染制过程，是由染坊和踹坊分别进行。这实际上染坊和踹坊都成了色洋布行庄附属的加工作坊；色洋布行业掌握了染坊业和踹坊业的业务。色洋布行为了保证和增大本身的利润就采取种种办法减少染坊、踹坊的加工费，因而染坊业，加工一年，获利甚微。
　　东元盛为了摆脱色洋布行的控制和束缚，就想采取自己买布，自己染色，自己销售的办法。可是东元盛染坊，经济力量有限，就连买几十匹布的力量也没有。一九一四年欧战爆发，德国颜料进口骤减，价格猛烈上涨。洋靛原是每百斤银三十五两，上涨十倍，达到银三百五十两，小桶染料上涨更大，如紫色、绿色上涨达数十倍。东元盛染坊存储的颜料虽不多，在颜料价格急剧上涨而其他货物价格基本未动的情况下，获得了很大利润，因此能够买布自染。于是从一九一六年开始，自己买布自产自销。经营了两个月，在阴历四月初三日发生了吴大洲进占周村的事件。吴大洲、薄子明率兵进占周村后，抢了商业银行和各棉布庄，周村工商业受到很大损失。当时市面百业停顿，极为混乱。东元盛染坊也受到了损失。企业负责人再三考虑，不能再在周村继续经营，同时看到济南有发展前途，毅然于一九一六年把企业由周村迁来济南。
　　企业迁到济南，在设备方面，除由周村带来两架风箱、两口铁锅、十数条杉杆外，其他一切均须重新安置。所存少量颜料，为了避免兵灾，在迁来济南前已运往桓台储存。所有现金，已全部用于租赁房屋和购置零星设备。因而资金周转至为困难。经各方面筹措，由桓台田家庄公义钱铺取得贷款铜元二百吊，始解决了当时的流动资金问题。这时工人仅有十人左右，因为资金短少，仍是为色洋布行加工。开始只是染一般品种，利润微薄。企业经理人研究了当时市场的色布销售情况，认为深蓝布是广大人民喜爱的习惯品种，遂决定除加工染一般品种外，增染“莱芜染”深蓝布的品种（所谓“莱芜染”亦即旧式的缸染）。于一九一七年春筹备生产“莱芜染”，增添设备，由莱芜地区重金聘来师傅三人，除供给食宿外，老师傅年薪一百二十吊，二师傅年薪八十吊，上浆师傅年薪六十吊。这时的东元盛染坊就是一个本染坊和莱芜染的混合作坊了。春季夏季“本染坊”的业务多，秋季冬季是深蓝布的畅销季节。一九一七年秋季冬季深蓝布销售特多，几个月的时间始终持续着供不应求的状态。这年的加工业务好，年终结账获利一万吊左右。
　　三、自买白布自染自销阶段（一九一八——一九二四年）
　　由于一九一七年盈余较多，有了积蓄，一方面储存了较多的颜料为色洋布庄加工，另一方面也有力量采取自买、自染、自销营业的办法。一九一八年春，便开始自己买布自染、自销。这时企业既有加工也有自染，在经营上非常灵便。这是因为布染好后，能自卖就卖；不能自卖、即交加工。灵活运用，业务很好。正因为业务好，逐渐引起了色洋布行的嫉视和反对。在开始自染几个月后，有上元街的益兴泰指责东元盛染坊自染自销侵犯了色洋布的利益，夺了他们的买卖，号召全色洋布行抵制东元盛，不给东元盛加工的货，不买东元盛自染的色布。色洋布全行业“传牌”采取一致行动，同东元盛断绝了往来。
　　色洋布行“传牌”同东元盛染坊断绝往来，当时企业经理人既气愤又恐慌。经一再商量研究，采取了减价销售的办法，主动到来往客商较多的迎仙桥等候客商，见有小贩来，迎上前去自我介绍说：“你要什么货，我有，而且价格便宜”。这个在街上等客人的办法销售的数量不大，但究竟可以销售一部分，这就使色洋布行感觉到，同东元盛断绝来往，东元盛仍能卖货。同时，东元盛又托人串通，找平常交往较好的色洋布行业户，暗暗告诉他们，东元盛染坊的深蓝布，压价出售，深蓝布每匹的价格，原是三两五钱，现在压价五钱，每匹卖三两银子。于是花店街的福顺永首先买十匹，立刻赚到五两银子。这时加工的色布和自染的色布均不贴商标，在色布庄出售色布，根本不能区别是哪家染坊的。福顺永对门的谦祥永看到了这个情况，也买十匹，也赚五两银子，随之岱东奎也买三十匹。开始时碍于“传牌”的限制，还是暗中交易，以后买的多了，逐渐公开交易，花店街业户买，筐市街的业户也买。既然买了东元盛染坊自染的色布，再给东元盛白布加工，也不成问题了。就是这样，色洋布行的“传牌”抵制，几天的时间，就完全垮了。从此以后，东元盛染坊既自染自销，也接受色洋布行的加工。在染色的品种上也不受限制，可以自己研究花色品种，也可以自己选择白布的品种。
　　四、自买棉纱委托农民加工织布，自染自销阶段（一九二四——一九二九年）
　　在几年的自买白布、自染自销的经营中，感到白布价格高，在旺季购买白布不及时。在这两个问题上，想办法改进就会获得更多的利润，企业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关于白布价格高的问题
　　企业在当时由市场上购进的白布，主要是河北省高阳出产的市布、小标、进口漂布、竹标等。高阳布是由青岛买棉纱运到高阳织布，再运布来济南销售。企业经理人看到了高阳布是经过几道商业贩卖手续才买到手的，因而看到高阳布的价格除了织布的成本和利润外，还包括着几道商业周转的利润，当时企业经理人虽然不能精确计算出一件棉纱织成若干匹布的成本和利润，但这几道商业利润是看得很清楚的，因此而有了自己织布的设想。
　　关于白布购进不及时的问题
　　由于东元盛染坊采取了自买自染自销赚了钱，其他染坊也有几家相继采取了这个办法。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购置白布和销售色布的竞争。特别是在旺季，因为企业资金不充裕，不能在淡季购进大量白布储存，在旺季购买白布相互竞争，促使白布价格上涨，购买困难。如果自织白布，可以避免购买白布的竞争，也能增多利润，因此企业决定自己买棉纱织布。
　　当时企业有职工二十七、八人，每天能染白布一百余匹，企业的流动资金，全是靠银钱庄的透支，在这样的规模和资金短缺的情况下，如创办自己织布，是有困难的。所以对自己织布需要解决的资金筹措，织什么规格的白布，到哪里去加工织布，以及贴商标等一系列问题，经过长期酝酿、具体筹划，才一一得到解决。
　　资金问题
　　几年的自己买布、自染、自销赚了不少钱，买几件棉纱不成问题，但在几年期间，曾以企业名义投资桓台田家庄公义钱铺，因该号经营不善而停歇，损失五千吊。在济南曾向一家粮栈投资，因山东督办张宗昌以低价抢购小麦和粮栈本身经营不善而停歇，损失两千元；还曾合伙购买一些陈旧机器，准备制造硫化青，事未成，损失千余元。因此，这时企业资金并不宽裕，平常周转已感不足，尚需由银钱庄透支，没有余力购买棉纱自己织布，于是请当时在济南有声望的桓台帮罗仪亭代为说项，由济南通九钱庄信贷一千元，买了四件棉纱，这才解决了开始自己织布的资金问题。
　　织什么规格布的问题
　　当时市场上白布品种繁多，有长百余尺的市布，有长六十多尺的小标布，还有进口白软浆漂布（得鹿牌）和硬浆漂布（红狗牌），还有纺纱厂生产的细布等。鉴于当时好货销量较少，同时染坊进行染色时受到手工操作的限制，百余尺的布，必须撕成两块再染，因此从销售上考虑，从染色操作上考虑，以织小标为适当（小标长老尺六丈二尺，宽二尺二寸，重三斤十二两）。
　　到什么地方去加工的问题
　　当时济南附近没有织布的，桓台一带农民早有自染棉纱织成条子布自销的传统，桓台织布的风气很盛，特别是在马家庄、唐山、斜沟一带更为普遍。东元盛的经理人和职工都是桓台人，熟悉桓台情况，到桓台去加工有许多便利条件，遂决定到桓台“撒机”，找农民加工织布（注：“撒机”是当时找农民加工织布的术语）。
　　染什么品种和贴商标问题
　　当时广大人民有穿深蓝布的习惯。“莱芜染”所以能一度畅销，正是颜色深这个条件适合了广大人民的爱好。而深蓝色也有几个品种，有毛蓝、毛宝、佛青等，以佛青为最深。当时的经理人之一陈瑞亭，是染色工人出身，在染色技术上能钻研，经他一再研究试染，规定了佛青的染色方法，确定第一批自己织的布染佛青，也就是染制深蓝布最深的品种。
　　染佛青的方法是：黑色打底——晒干——上水胶——晒干——汽蒸——进缸染蓝色——晒干——上浆套品浆。
　　在为色洋布行加工时期，以及在自买自染自销时期，均不贴商标，每匹布折叠的样式为立体长方形。进口货来了，贴有精致漂亮的商标，折叠的样式也好，是扁长方形。于是仿照进口货的样式，折叠为扁长方形，也贴商标，定名为“白猿”牌佛青。
　　一九二四年春，开始加工织布，一切进行的都很顺利，白猿牌佛青深蓝布销路很好。随后，又增加了色布品种，以自己加工小标布，用硫化青染黑色，用进口刚果红染红色，用靛蓝打底套品紫染毛月。产品定名为“群英会”牌。一九二五年又增添了二尺四寸（老尺）宽幅小标布，也染青、红、蓝各色，定名为“登坛拜将”牌。以后，又增添“群英会”牌的浅色布如深灰、浅灰、粉红、玉光等。随着业务的开展，职工人数逐渐增加到四十人，生产量由每日百余匹增加到四百余匹。并以企业投资设立了踹房一处，专为企业的产品进行平整，这时企业基本上是自织、自染、自销，在春夏季期间也从市场上购进漂布，仅限于专染各色的轧光布。
　　白猿牌佛青、群英会牌和登坛拜将牌的各种色布销路很好，以群英会牌销路最好，销量最多。成为当时市场上的名牌。畅销省内德州、东昌、平原、禹城、周村等地。在外省徐州、南宿州、明光、亳州、开封、郑州等地，均是畅销地区。在利润方面，以白猿牌佛青、登坛拜将牌各种色布利润较高，每匹约在一元以上。群英会牌各种色布约为六、七角，这些产品的利润，均比自己买布自染时期的利润高得多。一九二四年结账盈余六千元，一九二五年盈余九千元，一九二六年盈余一万多元。
　　几年的经营，盈利积累约有七万元，这就具备了安装机器设备的资金和条件了。
　　五、进入机器生产阶段（一九二九——一九三六年）
　　对使用机器染色久已向往，但限于经济力量，只有“望洋兴叹”。企业有了积累，便考虑增添机器设备。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几年来，用小标染制的各种色布，在畅销中也发现了手工染坊产品的许多缺点，如不改进，在进口货的倾销中，有被淘汰的危险。因此决定增添机器设备。但因经济力量有限，还不能置办比较齐全的染色设备。
　　在当时手工染产品，感觉有两个问题，必须加以改进。第一，手工染产品，不如进口货的布面平整，线条均匀，色光踏实。第二，手工染坊的色布，是由踹房完成平整工序的，因而造成一匹布的中间“折痕”非常明显，而且还无法消除。这条直贯一匹布两端的“折痕”是当时区别手工染布与机器染的标志。由于当时对机器染色的知识很少，不明白机器染厂染色的详细过程，仅从产品的外观上加以推测，认为布面平整、线条均匀都是经过机器压平的关系，因而决定购买压平的设备。一九二九年夏，由天津久兴铁工厂购来三轴轧光机一部、喷雾机一部、立式小锅炉一部，这是东元盛使用机器的开始。
　　染后用压光机平整，确实达到了消除布的中间“折痕”的目的，对于线条均匀、色光踏实方面，则不理想。而且经过压光的布都带来了光亮大、布面缩窄的新问题。当时有日本货“玉莲生香”牌红布，颇为畅销，企业便生产了“爱莲生香”红布，装潢和色光与日货相仿，但价格较日货为低，销路很好，这个品种给企业带来了不少利润。
　　这时候，企业基本上仍是手工业，仅浅色的轧光布和红布等少数品种，使用压光机平整。
　　半手工半机器时期
　　由于东元盛染坊采取了到桓台“撒机”，找农民加工织布的办法获取了较大利润，这就刺激了同业鸿生东染坊、德和永染坊等，他们也采取了“撒机”的办法，自织小标，生产各种色布。小标布的各种色布，因为竞争，价格逐渐下落，利润减少；但因有了“爱莲生香”红布的畅销获得利润的鼓舞，对发展机器染厂增加了兴趣，便派当时企业经理人之一张伯萱到上海参观，并在上海订购了部分机器设备，着手进行扩建。于一九三○年，由上海源兴昌机器厂购到染槽两对，筒式烘干机一部，三十尺拉宽机一部。同时购置了六呎镟床一台、钻床一台以及其他一些铁工工具，由企业投资，开设了东元盛铁工厂。由这个铁工厂制造了一点五吨卧式锅炉一具及二十米的铁烟筒，并扩充了房基，新建了厂房。
　　企业安装了这一部分设备之后，在产品上亦有所变化。群英会牌各种色布，虽因利润微薄处于被淘汰的过程，但还继续进行生产。在机器生产的产品中，增加了旭日牌蓝细布、青细布，一九○号阴丹士林细布、线哔叽等。而以旭日蓝细布销量最大，利润亦多，远销西安、青海、甘肃一带。其它品种，仅是开始试染，色光质量不高，销路还不够好。这个时候企业既有手工染产品，又有机器染产品，是手工染与机器染的混合企业。不过机器染的产品数量大、利润较多罢了。
　　一九三○年安装了一部分机器染色设备之后，业务很好，经过两年的经营，积累了流动资金二十多万元。由于扩充了机器设备，获得了较多的利润，这就鼓励企业进一步扩建，增添设备。同时这个时候，在青岛、潍县、济南三地均有新建的和筹建的机器染厂。机器染厂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在青岛有新建的阳本染厂，在潍坊有新建的大华染厂，均投入生产。正在筹建的潍县还有元聚染厂和信丰染厂。在济南先后筹建的有利民染厂、德和永染厂。这些新的机器染厂的建立，引起同行业的竞争，东元盛如不及时增置较齐全的设备，必然落后。东元盛染厂这时有经济力量，社会上机器染厂增多，竞争形势逼迫，同时还能从银行、钱庄取得二、三十万元的贷款，这些条件促使东元盛染厂迅速决定大规模的扩充设备。根据市场上产品销售情况，经过多次研究，决定新的主要产品是线哔叽类，其次是各色的细布。根据产品置办机器设备，遂派企业的经理人之一王文生和东元盛铁工厂的经理刘玉亭赴日本购买设备，由日本和歌山铁工所购来烧毛机一部、精练罐一部、洗水机一部、丝光机一部、挂码机三部、卷板机一部。东元盛铁工厂自制染槽十对、木染槽四对、烘干机三部、拉宽机一部、精练罐一部、两吨锅炉两台、铁烟筒三十公尺。一九三三年在北园边家庄购地建厂，将新购机器和拆卸的旧厂设备，均安装在新厂，构成日产千匹的机器染厂。为了协调各工序的生产，先后陆续又增添了三轴轧光机一部、洗水机一部、丝光机一部、拉宽机一部、跑空机一部。设备增加了，工序协调了，产量也增加了。
　　新厂建成之后，电力是由济南电灯公司供给，由于该公司发电量不多，供电不足，而电价也太贵。东元盛染厂只能使用一部分电力，有些设备的动力仍须用柴油机带动，因而在管理上很感不便。经济南日商协华公司的介绍，由日本购进250KVA煤气发电机一部。于一九三五年安装使用。在一九三五年后，济南电灯公司由英国购得3000KVA发电机，电价大幅度降低，企业遂全部由济南电灯公司供给电力。
　　鉴于当时斜纹布为群众所喜爱，有广阔的发展前途，这个品种花样多，可以自己创造花样品种。原来由日本购得“上野式”织布机两台，由东元盛铁工厂仿造三十多台，均安装在原染布车间的旧厂房内专织线哔叽和提花呢一类品种。于一九三六年安装完毕投入生产。织布车间，主要是为了创织新花样而设立的，染厂所需要的白斜纹布，日需千匹，仍须靠“撒机”和市场购进。
　　新厂建成后遇到了严重困难。
　　以仅有的二十多万元流动资金，添置了这些设备和新建厂房，已经用罄，企业的流动资金完全依靠银行、银号的贷款，有一部分贷款变成了固定资产，因此当时企业负债达三十多万元。由于近几年增添设备进行的顺利，业务很好，获利亦多，虽然企业当时负债如此之多，并不认为是大问题。在计划扩充设备时，曾有个“如意算盘”。第一，当时企业有畅销产品。而新厂建成后又有线哔叽新产品，亦能大量销售获得利润，当时经理人看到在市场上日本货“四君子”牌线哔叽的销售情况，凭着多年的经营经验，估计将来生产的各色线哔叽，虽不能压倒日本货，但定能大量销售，在一、二年内至少可获十万元以上的利润，三、四年内即可完全偿清负债；第二，在流动资金方面，当时各银行、钱庄都来兜揽生意，主动提出放款，而企业经理人又觉得企业的信誉很好，随时可取得贷款，因此，流动资金完全靠贷款来维持，不会发生困难，当然也曾考虑到完全靠贷款来周转带有很大的危险性，总觉得只一、二年时间就可偿清，时间不长，问题不大，因此就下决心增加设备扩大生产。
　　钱借到手，不仅作了流动资金，而且有一小部分还购置了设备。那么，钱用了，工厂建设起来了，在企业本身的生产和经营上是顺利的，并没有遇到意外的问题。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冲击到中国市场，给企业带来了灾难性的困难。物价普遍下跌，而且是猛烈下跌。例如双龙牌白细布由近十元的价格，直线下落到五元八角，销售十分困难，市场极为冷淡。更严重的是各银行、钱庄，如交通银行、大陆银行、上海银行以及经常交往的十几家钱庄，均纷纷提出收回贷款，这就更增加了企业的周转经营的困难，每天穷于应付拆补，压价卖货，情况极为严重。在最紧张的时刻，有的同业便大造谣言说：“东元盛要出兑了”，甚至有的人在早晨先跑来看看东元盛开门没有。也有工商界中很熟的朋友，怕企业负责人向他借钱，就避而不见。真是风声鹤唳，朝不保夕，“如意算盘”落了空。
　　在企业生死存亡、严重的困难时期，若是稍一松劲，企业就有*的危险。企业倘真的*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当时，经理对这个困难处境作了分析研究。
　　第一，正确分析了发生困难的原因。
　　大家共同认为造成困难的原因，不是企业本身经营不好，是经济危机问题，是整个工商界问题，不能认为因贷款多了造成的。如果企业没有贷款，在物价猛烈下跌的情势中处理不好，也有*的危险。当时企业是有着较大数字的贷款，但企业总的财产价值偿清贷款，还是绰绰有余。因此，度过困难首先是内部团结，共同想办法，不能悲观，束手无策。再则，对银行、钱庄要采取措施，稳定情绪，相信企业能够度过困难，他们不会吃亏。当时企业虽然资金周转不灵，而工厂生产依旧正常进行，每日仍有盈余。根据这些情况，统一了认识，安定了情绪，增强了内部团结，同时向银钱业、亲戚朋友谈了这个观点，说明了企业度过困难的决心。企业经理张伯萱着重向银行、钱庄说明企业对困难的看法、工厂生产经营的正常情况和采取的措施，证明企业有信心度过困难。特别请一些银钱业的老朋友帮忙，想办法协助企业度过困难，银行、银钱业的一些老朋友看到企业经理人信心很大，采取措施也适当，从而他们不仅不催逼贷款，而是鼓励企业经理人，大力支持了企业。
　　第二，进行抵押贷款，稳定资金周转。
　　为了使银行、钱庄放心，在物质上有所保证，提出了以房产、机器、土地、货物作抵押，作为长期贷款，他们同意了这个办法。对中国银行、福顺德银号、元康银号三家的十四万元欠款，都用了这个抵押贷款办法。
　　第三，清理小量贷款，平息社会上的传言攻击。
　　企业原来和济南、烟台等地的一些银号有借贷来往。忽然遇到了经济危机的冲击，这些银号不但每日上门催讨欠款，并且把社会上听到的一些不利于东元盛染厂的传说，当作新闻向各处传播，甚至传到徐州、青岛、烟台等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还清了这些小型银号的贷款，他们觉得东元盛还是有办法，改变了对东元盛的看法。经过清理小型贷款之后，尚欠中国银行七万多元，福顺德银号三万多元，永康银号三万多元。这三家银号欠款已无力偿还。其他银行银号钱庄已大部还清，仅余账尾，这样便逐渐平息了各种风言的传播。
　　第四，企业紧缩开支，生产加速流转。
　　企业采取了压价卖货，偿还了一部分贷款，停止染化料的购进。除生活必需品外，其他一切杂费开支一概停止。企业的职工任何人不能支用现金。在生产上，不要积压原白布，随购随染。不是急需染料，不得购进储存。产品尽快售出，以利周转。
　　第五，同意中国银行派管理员管理查考仓库存货。
　　中国银行贷款，原是以抵押贷款办法取得的，而当时与中国银行研究贷款时，企业曾提出信贷办法，中国银行不同意，据其营业员说：“贷款或多或少，均是抵押办法。这是总行的规定，分行不能更改，不过这是一种形式，不会认真检查存货”，所以在取得中国银行十几万元的贷款后，中国银行对东元盛染厂这个企业，认为是殷实的，是可靠的，没有派仓库管理员，一切报表均是由东元盛自己填报，中国银行从来也不曾检查存货是否属实，只是每天有负责放款的营业员到企业看一看，谈谈天而已。但到经济紧张之时，中国银行提出要派驻厂员查考存货，未经东元盛的同意，便派来了驻厂员，进厂查点存货。但在检查存货时，并不是认真清点，而是由东元盛的仓库员清点报数，中国银行驻厂员只作记录，仓库员报多少驻厂员便记录多少，这样对账货不符的情况，就掩盖了。据后来了解，当时中国银行完全了解各工厂账货不符的实际情况，对各厂的清点，也都是采取这个办法，如果当时认真清点，催讨欠款，必然挤垮各厂。中国银行所以采取这个办法，其原因有三：第一，如把各厂挤垮，对其本身业务并无好处，而且会招来许多麻烦。第二，中国银行熟悉各厂情况，各厂的困难，不是经营不善而亏损，也不是业不抵债，各厂现有财产偿清贷款绰绰有余，因而不必迫使各厂清理。第三，中国银行认为物价下落已达最低点，工厂是生产单位，不是商业，经济状况稍为稳定，各工厂即能扭转困难处境。中国银行这样做，无论对当前的业务或以后的业务，都是有好处的，而中国银行所以坚决派驻厂员进厂查考存货，目的不是查验存货的真实情况，而是注意观察企业的一切活动，随时报告，俾分行能了解和掌握企业的真实情况免遭意外而已。
　　由于企业内部采取了措施，偿清了一部分欠款，采取长期抵押贷款办法，企业在经济上的紧张状态便缓和下来，逐渐趋向稳定。企业在经济上最紧张的一九三五年，就是这样度过的。一九三五年虽然经济上经受了严重的危机，但到年底结算，除付去欠款利息外，企业尚盈余一万余元。一九三六年秋，国民党政府宣布币制改革，物价受到了刺激，各货价格相继回升，市场上的紧张状态逐渐缓和。在紧张时期，催逼收回欠款的各银行、钱庄、汇兑庄又来“讲人情”、“托面子”，主动放贷，因而企业经济上松动，业务也更活跃了。一九三六年年终结算，盈余六万元。一九三七年生产经营均很顺利，盈利亦多，所剩几万元的欠款，已全部偿清。在偿清之后，银号、钱庄仍要求信贷借款，企业为了经营上的方便，维持有来有往的关系，仍以信贷形式进行来往，其实这时企业的经济力量充裕，已经不需要贷款了。
　　六、全业扩建后进入机器染色阶段（一九三六——一九四八年）
　　东元盛染厂扩建之后，群英会牌各色小标布，因布质次劣，利润少而被淘汰了。这时的畅销产品是各色线哔叽，特别在秋冬季，更是供不应求。而生产的各色细布，如青细布，一九○号阴丹士林布，以及春夏季的各色轧光细布，色光虽不高于其它染厂，但也销售不少。经过几年的经营，这些产品为企业赚取了近二十万元的利润。日寇侵占济南之后，自一九三八年起，鲜艳的杂色品种减少，逐渐趋向于深色品种，色光的品种开始发生了变化。在一九三八年还染了一些红红绿绿的各色线哔叽，但数量已明显下降。企业的经理人、营业员和管理生产的人员，看到了这个发展趋向，意识到各色线哔叽销量日渐减少，各种深色细布逐渐增多。而东元盛染厂的各色细布，没有畅销品种，如不迅速提高各色细布的质量，将会出现产品滞销、营业萎缩的局面。当时，在市场上的青布和蓝布的畅销产品，是济南利民染厂的万年如意丝光青布和上海染厂的仁寿年丰牌的一九○号阴丹士林布。东元盛染厂的产品，除青细布和一九○号阴丹士林布与市场上的畅销品有较大差距外，其它产品如深蓝细布、纳富妥红布、盐基性蓝布，虽不是畅销产品，但也销售不少。因而在一九三八年秋季，便集中力量研究提高这两种落后产品的质量，经过四个月的研究，多次试染，终于超过了利民染厂的丝光青布，赶上了仁寿年丰牌的一九○号阴丹士林布。一九三九年春季，出乎意料的大销青布，东元盛染厂的青布质量已经超过了利民染厂的万年如意青布，但在市场习惯上还认为万年如意牌的质量好，因而在一九三九年经过一个春季的竞争，在营业上又采取了措施，才压倒了万年如意牌，公认东元盛染厂的名驹牌青布质量高于其它，在价格上取得了领先地位，畅销国内，行销国外。东元盛染厂的名驹青布畅销之后，也带动了双鱼牌深蓝布的畅销，形成了东元盛染厂的两大名牌产品。在市场上的青布和深蓝布的价格，或涨或落，均是比照名驹青布和双鱼蓝布的价格略低一些。东元盛染厂的这两个产品，自一九三九年形成名牌之后，持续十几年，直到解放以后。在一九五五年曾被评为全国各染厂学习的标准产品，名驹青布所以能持续十多年的名牌，除了在染色的温度、操作和前后处理上有所不同外，名驹青布自一九四○年已经不上浆，其它染厂的青布仍持续上浆，因而色光明显不同。至于东元盛染厂的其它产品，如一九○号阴丹士林蓝布、毛巾红红布、盐基性蓝布等，价格均低于上海产品，但均比本市各染厂产品的价格为高。
　　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这三年的业务很好，每年均有较多的盈余。一九四二年粗略统计，存储的棉布、棉纱和存款，约值白细布四万余匹，存储的染化料按年产量五十六万匹计算，超过一年以上的用量。
　　一九四二年起，日寇进行经济统制，因企业不曾与日商合作，被迫停工，其概要情况记述如下：
　　拒绝与日寇合作。
　　一九三七年秋末，济南被日本侵略军占领。日寇立即军管了三个纺纱厂和各大面粉厂，在社会上也广泛传说，各大企业都要与日寇合作。风声很紧，各大企业均忐忑不安。东元盛染厂是机器染厂中的较大企业之一，设备齐全，有畅销产品，声誉亦好，更为日寇所觊觎。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二年中，先后有东棉洋行、三井洋行、三菱公司和其它株式会社向东元盛染厂提出合作，均遭到企业经理人的拒绝，始终保持了东元盛染厂是中国人的企业。
　　日寇提出的合作条件是日股占百分之五十一，华股占百分之四十九。还说在合作之后，每年的红利一定比不合作多，并给华股董事长的名义，每月可领干薪，不必到工厂上班，在家里等着拿钱。还说合作了便是亲善，可以保平安。并对主持合作的华股代表，在合作成功之后，从总资金中提出约百分之五左右的现款，秘密赠予以示酬劳等等。
　　当时社会上一般认为，在全国人民奋起抗击日寇侵略的时刻，一个企业与日商合作了，就是倒向日寇一边，成了亲日派，成了为人所不齿的汉奸。这是不能做的。但在日寇铁蹄之下，采取什么办法避免合作，这是当时摆在企业面前十分重大的问题。因而，企业的总经理多次召集各部门经理人开会和个别谈话，商讨如何对待合作。当时总经理坚决拒绝合作，认为在这个时候，日寇要求合作，是他们抢夺企业的手段之一；我们答应合作，既丢掉了企业，也要落个汉奸的名声，这是不能办的。日商现在说得好听，真正合作了，以后分劈红利是靠不住的。只能是让我们干，我们就继续干；不让我们干，就不干，不能合作，不能当汉奸；当了汉奸，身败名裂，贻害子孙，后患无穷。经过多次研究，确定了坚决不能合作的态度。还商量了拒绝合作的办法：不能硬顶，只能婉言拒绝，始终以“商量商量”的言词，拖延时间。同时也估计到拒绝合作，日寇可能对企业经理人进行迫害，甚至汉奸特务也会以这是对日寇不“亲善”而进行敲诈勒索，招来许多*扰和麻烦等等。后来的事实证明，企业不与日寇合作，确实招来了祸害和麻烦。企业的经理被日寇宪兵队无理逮捕，关押数十日；企业的副经理被日寇宪兵队捕去，备受严刑；企业的营业负责人被伪警察局扣押逼迫承认暴利罚款一万多元，始被释放。一些汉奸特务借故敲诈勒索，更是经常的事。
　　另外，这几年当中，有日本人，也有为日商说项的中国人，以不同方式、不同的说法提出合作问题。他们有的则是代表日商的一个企业来研究合作，例如日商济南电业公司经理横山政重和日商协华电料行经理田端就是这样。有的则是为了讨好日寇提出合作的，例如一些汉奸特务便是这样。还有一些想从合作中捞点好处来商谈合作的，例如一些汉奸官吏就是这样。他们来商讨合作时，有的就说：“合作了好处很多”，有的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其锋不可戳”。有的说：“身家性命要紧”，“要慎重研究”。也有的说：“合作了并不算是汉奸”等等。面对这些现实，我们企业经理人采取“商量”的拖延办法，不正面答复他们，这样经过几次，他们认为不同意了，以后也就不再提了，另外，也因客观条件发生了变化，而避免了合作。兹举两例说明这个情况。
　　一九三八年清明节前后，工厂尚未开工，突然接到日寇西尾司令部的电话，要借用工厂染制军服，并指定时间到司令部商谈。企业遂派副经理去西尾司令部（原大陆银行行址）进行交涉，带去函件的内容，大意是不能借用，理由有二：（一）各部机器的部件已拆卸，短时不能开工。（二）工厂停产已有半年，职工生活困难，如不开工，职工生活无法维持，因而我们自己正准备开工。到了日寇司令部后，一个穿军服的日寇说：“皇军需要军服很急，要借用你们的工厂染制军服”。当副经理表明自己不能做主，必须回去商量后，这个日寇表示：回去商量是可以的，但要立即把机器安装好，恢复开工。这件事，由于西尾部队很快调到徐州一带，司令部也随着走了，才搁置起来。
　　一九四一年间，东洋棉纱株式会社嘱托汉奸警察厅长张亚东，张亚东又邀了汉奸民政厅长张思伟（即张星五）和伪济南市商会会长苗兰亭，向东元盛提出合作问题。汉奸张亚东与日寇关系较深，他借着日寇的势力当了山东省的伪警察厅长，他认贼作父，仗势欺人、作恶多端。张思伟原是济南市三大律师之一，济南沦陷后，先担任伪山东省政府的秘书长，后又调为民政厅厅长。苗兰亭是大资本家苗杏村之侄，是济南成大纱厂、济南成记面粉厂、恒聚成粮行的负责人，济南沦陷后，取得了伪济南商会会长的职位。汉奸张亚东先是邀东元盛经理张伯萱到张家中提出“合作”问题，张亚东一再述说合作的条件和合作以后的好处。张思伟和苗兰亭虽然在座，但不说话。当时张伯萱只说“合作是件大事，不能一人作主，要回去商量”。这次谈话，张亚东还是商量的语气。在这次谈话之后，张伯萱分别会晤了张思伟和苗兰亭。张伯萱原与张思伟很熟，张伯萱两个弟弟与张思伟两个儿子均是中学同学，彼此常有来往，感情亦好。张伯萱与苗兰亭既是桓台同乡，又都是工商业者，经常来往，有通家之好。张伯萱凭借这些关系，向苗兰亭、张思伟表示不能合作，要求他们帮忙。他们二人都表示：你们不同意，我们也不劝你们合作，至于这件事到底怎么样，我们也说不上来，你先应付一下再说吧。
　　以后，张亚东等三人，又邀经理张伯萱在苗兰亭家中谈话，张亚东还是重复述说要“合作”的那套老话，张伯萱则说现在正在商量。这次谈话，张亚东就有些不耐烦，语言急躁。张思伟和苗兰亭仍不说话。在这次谈话之后，又隔了十多天，苗兰亭在石太岩饭店请吃饭，在座的仍是张亚东、张思伟、苗兰亭和张伯萱四人，张亚东又谈“合作”问题，他厚颜无耻地说：“中日亲善嘛，合作是很有好处的。日本人和我们合作，这是很瞧得起我们，不要不知好歹。不要不看大局，今天是什么时候，不和日本人合作能行吗？北京有一个房主，宪兵队要用他的房子，给他搬家费，叫他让出来，他不愿意，后来被强占，房子没有了，搬家费也丢了”。最后张亚东见张伯萱仍不答应，便说：“皇军来合作，这是瞧得起，谁叫你亡国啦”，张思伟和苗兰亭仍是默默不语，不表示态度。张伯萱还是说回去再商量商量，遂不欢而散。在这次谈话之后，企业经理人又进行了研究，大家仍坚持要干自己干，不叫我们干，可以抢占了去，反正不能合作。大家也都作了企业被抢占、个人自找出路的准备。但自此之后，张亚东调到北京去了。东洋棉纱株式会社提出的合作问题也就消逝了。
　　一九四二年日寇实行经济统制，凡不是与日寇合作的工厂，都被列入批发商一类，不当作生产单位，只能作批发出售，不能购原料进行生产。因东元盛染厂未与日寇合作，不能定为生产单位，必须将存货全部售罄。为了免遭“惜售”之罪，企业经理人共同商定，忍痛将所存棉布棉纱按日寇的官价出售一空，企业损失了数十万元。虽然如此，伪警察局仍逮捕了营业负责人之一蔡润卿，拘留十多天，罚款一万元始被释放。经过日寇的经济统制，企业遭受了巨大损失，被迫停工，辞退了大部分工人，仅保留了技术工人作为护厂人员，以迄日寇投降，抗战胜利。
　　抗战八年，终于盼到了胜利。受了八年日寇铁蹄蹂躏之苦的沦陷区人民，真是欢欣若狂。而工商业者更认为“从此买卖好做了”，企业发展大有希望。但国民党反动派来到济南后，以抗战有功的姿态，傲视沦陷区人民，以沦陷区人民为“汉座”（即汉奸之意）进行敲诈勒索。对工商业者的迫害摧残，无所不用其极。东元盛的营业部，每日应酬国民党的军政人员，筹措捐款，成了企业的主要活动。应酬之繁、捐款之多，实难计算。不但如此，在东元盛染厂附近国民党驻军竟以修筑军事要塞为名，要拆除工厂，这明显的是进行敲诈，经企业经理人多方奔走、托人说项，始避免了拆厂之祸。由于国民党破坏了双十协定，挑起内战，济南成为孤城，工厂所需白布需用飞机由青岛运来，电力供应紧张，电灯公司要靠各厂供给煤炭才能供电，染化料亦不齐全，不能进行正常生产。再加通货膨胀，“法币”日益贬值，企业越来越严重暴露出虚盈实亏，同时美国商品倾销市场，直接排挤了国内产品，促使了民族工商业的*。在这种情况下，工厂的生产陷于停顿状态，偶有生产，数量亦少，也不能保证名牌质量。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八年济南解放，企业生产情况就是如此。
　　一九四八年春，已临济南解放前夕，企业为了避免战火中遭受损失，遂将仅存的少量物资分存在济南、青岛、上海三处，又派人到四川，并调去一部分物资准备建厂（在青岛、上海和四川所存物资于解放后，次第调回济南）。一九四八年秋，在解放济南的战役中，东元盛染厂没受战火的破坏。解放军进城后，政府派干部进厂保护了东元盛染厂，也没有遭到意外损失。东元盛染厂随着济南的解放，也解放了。
　　一九四八年秋，经核资，全厂财产折算人民币为一百八十万元。主要*是张伯萱、史懋曾、史懋冉、张让青、张东木。原是水牌经理后改为*的有王文生、姜子俊、蔡润卿、史正己等。当时主要设备有：烧毛机一部、洗水机两部、开布机一部、精练罐两部、丝光机两部、卷布机一部、染槽二十四个（木槽八个、铁槽十六个）、烘干机四部（17筒）、拉宽机两部、跑空机一部、轧光机一部、挂码机一部、卷板机一部、锅炉（五吨的）两台，以及水泵、马达等等。
　　一九四八年九月济南解放以后，党和人民政府对私营工商业，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方针，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东元盛染厂在党和人民政府以及国营经济的领导与扶持下，获得新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生产不断提高，设备不断增加。特别指出的是增加了一台八色印花机。在管理上不断改进。并逐步纳入了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从部分为国家加工到全部为国家加工。一九五四年走上了公私合营。在公私合营以后，企业性质改变了，经营管理有了根本变化，生产有了更大的发展。公私合营十二年以后到一九六六年冬，企业成了国营企业。

张东木 （1913年11月— 2001年12月），又名张树栋，山东省桓台县城关乔家庄人。原济南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政协副主席，民建济南市第一、第二届委员会主任委员。

1937年7月于北京辅仁大学肄业后回到了济南，成了“东元盛”的少东家。张东木接掌染厂以后，积极探索，并创出了“名驹”和“双鱼”两个独步省内外二十年的名牌，直到20世纪50年代，依然响当当名气不减当年，影响范围甚至到了东南亚一带。在汇文学校读书期间，曾多次参加华北运动会，并两次夺冠。1938～1954年在济南东元盛印染厂任化学师、厂长、经理。1950年7月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1949年8月～1950年9月任济南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11月～1958年5月任济南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抗美援朝爆发后，张东木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自己捐献了一架飞机，成为山东省以个人名义捐献飞机的第一人，当时济南市工商业者完成13架的捐献任务，尚有一架“经理号”还缺5亿元（旧币），张东木当即表示，这五亿元他捐上了。

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除保留民建中央委员职务外，其他所有职务全部撤销，行政10级降为15级，回东元盛厂参加劳动。1959年7月～1968年任济南市政协第三、四、五届委员会委员常委。1961年春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文革”时期遭到冲击，连续批斗，使身体和精神遭受了严重伤害。1979年平反，恢复名誉。

1979年12月～1993年任济南市政协第六、七、八届委员会副主席。历任济南市工商联主任委员、山东省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委员、民建全国总会委员、民建中央委员、民建山东省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民建济南分会筹委会第一召集人、民建济南市第七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

2001年12月30日在济南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