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阮朝何以会沦为法国的殖民地？法国的殖民侵略、阮朝的腐朽软弱以及中国清王朝的救助乏力等原因皆可作为这一问题的答案。但当把各种理论性的解释予以细化、用历史实证的方式深入论述下去的时候，就会发现史料问题成了最大的障碍。这也是迄今为止，越南阮朝史研究寡少的一大原因。尤其是具有阮朝“皇家档案”之称的皇帝朱批奏折文书仍未开放出版，使得目前所发表的阮朝研究论著或多或少皆面临着被质疑或论点被推翻的风险。在鲜有的越南阮朝史研究著述中，坪井善明的《近代越南政治社会史：阮朝嗣德帝统治下的越南（1847-1883）》（坪井善明：《近代ヴェトナム政治社会史：阮朝嗣徳帝統治下のヴェトナム1847-1883》東京大学出版会，1991）无疑乃个中翘楚，出类拔萃之作。

坪井该著是以阮朝何以会沦为法国殖民地为问题切入点，通过对阮朝嗣德帝统治时期外交、内政以及社会变动等多个层面的透视来解析阮朝的奔溃之路。就文献的利用方面来说，虽然该著仅使用了目前影印出版的越南方面的《大南实录》、《钦定大南实录会典事例》，但由于作者亲赴法国巴黎大学读博之便利，最大限度地利用到了藏于法国外交部的一些外交文书和殖民地档案（Archives d’Outre-Mer, dépôt, d’Aix-en-Provence）进行研究，所以，就此而论该著还是有他人难以望其项背之处的，尤其是利用到的一些传教士和法驻越南殖民官吏的报告书和回忆录很能印证阮朝统治衰落从而被法国殖民的不少问题。不过，稍加苛刻地讲，该作似乎不免还有些许单薄之感。

阮福映所建立的阮朝，是越南的近代的开始。之所以把阮朝视为“近代”，有两方面的考量：一方面，阮福映建立阮朝所遭遇或依靠的葡萄牙、荷兰、法国势力是世界市场形成和全球化的时代“西力东渐”的产物，所以阮朝甚至可以说早在越南南北阮郑对峙时期，就已经“被”纳入到了近代世界体系中；另一方面，现在越南这一“民族国家”的疆域、国家名称、语言、民族文化等国家政权基础与统一阮朝所形成的越南具有承继关系，可以说民族国家意义上的国家政权形态乃是由阮朝所奠定的。

阮朝终结于法国殖民者之手，但法国人的出现为时甚早，且各种各样的法国人均出现在从西贡到河内这片东方“小法兰西帝国”的土地上。最早踏上越南土地的西方人当属传播上帝福音的传教士们，主要有Alexandre de Rhodes、Francois Pallu、Pierre Pigneau de Behaine、Francois-Marie Pellerin、Paul-Francois Puginier这五人，其中编纂第一部拉丁语-葡萄牙语-越南语并且将越南语拉丁化、创造“国语”的亚历山大・罗德最为有名。传教士在越南的活动，不仅限于福音传播，而且与越南的阮朝建立、皇位传承、社会反叛等事件紧密结合在一起。那么，何以法国的传教士能“独占”越南呢？

对此，作者有五点概括甚为精当：

其一、法国传教士的传教活动比起葡萄牙、西班牙来要晚一些，待法国传教士到达东亚时，只剩下越南这一块未被传教士开垦的“处女地”；其二、对越南持有一种好的印象，且尊重地方民俗风情；其三、17世纪的越南处于南阮北郑对立的混乱时期，对传教士有一种来者不拒的开放态度；其四、越南人本身的信仰就是多宗教混合主义形态，所以对基督教并不排斥、且拥有一种顺其自然的接纳态度；其五、这一点可能是最为重要的，即罗德对阮福映的统一给予了政治和军事上的诸多帮助。

在传教士的先驱作用下，追逐商贸利益的法国商人与探险家也相继来到了越南，尤其是他们所从事的武器交易既满足了阮福映的需要，同时也以越南为基地可以与中国云南、广东和广西从事生丝、海盐与军火贸易。当其窥探到虚弱的越南不堪一击时，商人和海军便以武力为后盾与阮朝政府签订条约、直接割地建立殖民统治。之后，法国金融财团以此游说国会，派遣远征军和外交官，将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视为法兰西帝国的海外延伸。这一情况，基本上反映出了法国海外殖民的形成路径：派遣传教士传教——形成海外基督教团体——派遣商人和海军宣示势力——迫使对方签订通商条约——再派遣大规模武装力量进行武力征服——从而建立殖民统治。

打造强大阮朝的明命帝，他是阮福映的继任者

法国对越南的殖民统治，是在1883年经与中国的一场战争而得以实现并以签订合约的形式得到认可的。那么，在越南沦为法国的殖民过程中，中国又是何种处境、担当了何种“角色”呢？事实上，无论是前近代，还是现当代，越南的历史书写都绕不开“中国”，阮朝尤甚，以致于被武德赛德（Alexander Barton Woodside）认为是“中国模式”的“小中华”的形成。

尽管从越南对中国政治文教制度的借鉴与导入的视角来看的话，阮朝时期的越南已经是一个非常有别于东南亚泰系民族“曼陀罗”形态的“中国化”儒教政治国家，但就越南对中国的态度而言，越南自始至终对北方的中国保持着警惧与相当程度上的疏离。其虽参与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但作为与北方“中国”对立的具有内政和外交自主能力的“大南国”，在政权形态上则是与中国是平等的。

易言之，越南与中国共享一套政治统治模式和文化价值体系，但越南一直持有独立自主性，且内政外交不受中国政府控制。尽管自阮朝建立伊始，每三年或四年按期向清政府朝贡，履行一个朝贡国的责任，但清政府对阮朝的内政外交基本上不加干涉、甚至可以说是置若罔闻。从1870年代连最知晓安南事务的广西太平县知县徐廷旭所著的《越南辑略》错误百出之状，即可看出中国对越南的了解及其情报工作的失效。与其适成对比的则是，阮朝以朝贡派往中国的如清使则对清朝政治、经济、社会、风俗、新制度与人事变化、书籍等信息进行观察、加以收集，回国后以书面报告的形式向阮朝上交。所以，晚晴中国政府的溃烂与内外交困，阮朝也并不是不知情，至少大体情况还是有相当程度的把握的。

阮朝中国式的皇宫午门

对中国的了解，一方面是提防、警惧中国之故，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向中国学习，比如嗣德帝十分爱好中国书籍，辄有如清，必购之。其对中国的忠实朝贡，除了获得一些商业利益之外，很大程度上是则主要是在清朝册封这一形式下，因获得清朝的册封认可而凸显越南王朝统治的政治“合法性”与“合理性”。

另外，“中国”在越南的存在和影响，除了阮朝与清朝的“册封-朝贡”关系之外，活跃在中越边境的山贼、海盗势力，亦为不可小觑的一股势力。尤其是天平天国之后的刘永福的黑旗军等势力，直接参与到了中法战争之中。值得注意的是，生活在越南的华侨华人集团，一方面定居于越南成为越南“南进”南方开拓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从事中越商贸的华商利用阮朝对华人的特优政策，从事大米、海盐、煤炭、金银甚至军火武器贩卖与走私，尤其是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成为活跃在中国与东南亚历史舞台上的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