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作为“百工”核心部分的工匠，其实是中国历史中是位于社会最底层的人。他们的命，如同被豢养的牲畜一般，不值一钱。很长一段时期内，他们的身份只是奴隶，连起码的人身自由都没有。

毕竟对于“重义轻利”、“重道轻器”的儒家社会来说，这些掌握了“奇技淫巧”的工匠们，不仅于事无补，还祸乱民风，必须打为社会末流！朱由校的大臣劝说皇帝放弃木匠这个爱好时，就坦言：“自古百工，匠人最贱”。

秦二世和慈禧命所有皇陵工匠陪葬，坦然不变色；铁木真和武则天将修造建筑不合意的工匠活埋，丝毫不眨眼；大魔王赫连勃勃，更是用了一千种死法，把无数工匠的尸体铸在了统万城里。

对于最上层的皇帝们而言，工匠就是一块抹布，用的时候可以擦各种脏物，用完之后就觉得肮脏碍眼，扔了最合适。为了防止这块抹布上的赃物污染了其他人，就命令工匠“世袭永充而不能脱籍”——工匠的子孙，也永远只能做工匠！贱民是世世代代的贱民！

于是上行下效，民间百姓，也对工匠们百般轻视与欺压，上至《太平广记》，下至《聊斋志异》，各类书里面都记载了工匠被辱弄、干完活拿不到钱的、甚至被反咬一口的故事。

那么作为社会上必不可少，又不受待见的一部分，工匠们何以立身呢？

孔夫子曾言“以德报怨，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鲁班书》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应运而生，面对恶，阶层的差异决定难以愤起反抗，只有用隐晦的、更令当时的信仰体系忌惮的“恶”来回报，才有震慑效果。善良从来不应给予恶人，只有让恶者心怀畏惧，顾忌后果，他们才不敢继续心安理得地为恶。

《鲁班书》里面这些奇奇怪怪、阴狠歹毒手段，在如今以科学的眼光看来很是荒诞，但在当时却是工匠们得以在乱世存活的自保手段，在被他人欺辱，被雇主欺骗后，工匠们也可以施法术来反制，惩治恶人，震慑歹人。

但同时，为了防止工匠们用这种咒语和巫术对普通人发起主动攻击，《鲁班书》也制定了严苛的“行业规则”：发动术法，是要付出代价的！敢于施术者，将会成为“鳏寡孤独残”中的一种，即断子绝孙或者变成残疾人。所以《鲁班书》下册，又被称为“缺一门”。

这种限制，无疑让工匠们戴上了道德的枷锁，报复他人和施展术法只能成为维护自己人身安全、最后“玉石倶焚”的手段，所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它的存在，同时也是一种精神安慰，让入行的工匠们有安身立命的倚仗，有反抗不公的一丝底气。

那么，说得这么神乎其神的《鲁班书》，真的有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