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美国人预判中国的下一任总统是一个山西人。

当年5月出版的《时代》周刊封面，是“山西王”阎锡山的照片。美国人评论他是一名“和平军阀”。

但几个月后，中原大战以浙江人蒋介石的胜利告终，以阎锡山为首的反蒋联盟遁逃。阎锡山的总统预期，变成黄粱一梦。

只是不管时局如何变幻，他依然紧紧控制着山西一省的地盘。

从1911年底太原起义爆发，28岁的革命青年被推举为山西都督起，直到1949年败走台湾为止，在波诡云谲的民国政局中，阎锡山竟然独霸山西长达38年。

任凭各种军阀势力旋起旋灭，民国总统轮换如走马灯一般，只有阎锡山做成了混乱年代的“不倒翁”。而他治下的山西，因为实行“保境安民”政策，少动荡而有秩序，一度成为全国瞩目的“模范省”。

1930年，阎锡山，《时代》周刊封面

阎锡山能把民国山西省经营成半独立状态，主要得益于该省的独特地理环境。

在地图上看整个山西，西面，黄河撞上吕梁山后转头南下，形成秦、晋两省的天然分界线；黄河出壶口，下龙门，在武侠迷心中颇有知名度的风陵渡口左拐向东流，于山西南面形成晋、豫两省的大致界限；东面，则有“天下之脊”太行山构成全省的屏障。

这种以山河天险为保护圈层的地形，被专门称之为“表里山河”。《左传》中有言：“战而捷，必得诸侯。若其不捷，表里山河，必无害也。”这是晋国大夫子犯劝晋文公跟楚国干架的一句话，你尽管跟他们开打好了，不带怕的，哪怕打输了，退回咱们这山河相间的家乡便是了。言外之意，我们这半封闭的地理环境，易守难攻，楚国人打不进来。

一句简单的说辞，却成为漫长历史长河中，山西人独立而自傲的底气来源，直至两千多年后的阎锡山时代依然如此。

山河环抱之间，山西的“母亲河”汾河自北而南贯穿全省，冲刷出省内中部一片片细长的平原和盆地。

山西人就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

山西地形图 图源/百度百科

网上有一句话颇为流行：四十年看深圳，百年看上海，千年看北京，三千年看陕西，五千年看山西。

这说的是中国文明的发达次序和生成链条。在这个链条中，山西处于最顶端。虽然念起来朗朗上口，但因为涉及华夏文明起源地的争议，很多人对此类似是而非的概括并不认同。

考古学界普遍认同，华夏文明是多点生发、融合铸就的，呈满天星斗状，并不源于一时一地。即便是传统的“中原中心说”，执此观念者也常常为了这个“中心”到底是河洛（今属河南）、关中（今属陕西）抑或河东（今属山西）而争议不休。在确凿的考古证据出现之前，这样的争议肯定还会一直延续下去。

站在客观的角度，我们说，河东地区（山西西南部，今运城、临汾一带）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是没有问题的。根据古史记载，传说中上古时代的三位圣王——尧舜禹，分别建都汾河下游的平阳（今临汾）、蒲坂（今运城永济）、安邑（今运城夏县）。

今天临汾市襄汾县一带的陶寺遗址，被一些考古学家考证为4500年前的尧都；陶寺文明约500年后，华夏文明的核心才跨过黄河来到河南，诞生了二里头文化。由此证明，汾河下游的河东地区是中原文明的起点。

若真是如此，那只能说，老天对山西的恩赐特别厚重——人口和文明最早在河东聚集，不是因为别的，仅仅因为那里有一处天然的盐池。

现代人对于盐的获取太过容易，已经无法理解这种生活必需品在古代的稀缺程度。人类历史有很长的时段，人们都在四处寻找和争夺盐，以至于在国家形态出现后，盐业顺理成章就成为国家垄断的产业。

河东乃至整个山西的文明起点，便源于天然形成的运城盐湖——世界三大硫酸钠型内陆盐湖之一。

运城盐湖 图源/图虫创意

在历史传说中，中国最早的战争就是黄帝、炎帝、蚩尤三大部落为了争夺这里的食盐资源而进行的。尧舜禹三代定都于此附近，也是为了方便获取和保护盐池。

运城这座城市，便是因“盐运之城”而得名。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写《史记》，指出三河（河东、河南、河内三郡）是“天下之中”，“土地小狭，民人众”。可见，依托盐池之利，秦汉时期的河东仍为中国最发达的三大地区之一。这里的人也由于擅长经商而闻名，这一名声，到了明清崛起的晋商商帮而达至巅峰。

公元195年，东汉末年，落魄的汉献帝逃到了河东。河东太守拿出粮食，才让可怜的皇帝饱餐了一顿。

当时，袁绍和曹操的谋臣，都看到了人在河东的汉献帝身上的价值，分别提议自己的主公迎奉皇帝到各自的地盘上。财大气粗的袁绍“不从”，而实力偏弱的曹操屁颠屁颠迎汉献帝于许都，从此打出“挟天子以令不臣”的名号，取得巨大的政治优势，实现了逆袭。河东则以背景式的嵌入，悄悄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类似影响历史进程的时刻，河东没少参与，或以其地介入历史，或以其人创造历史。

从汉到唐，河东地区藏龙卧虎。史载，名臣宿将多出于河东。单以西汉来说，周亚夫、卫青、霍去病、霍光……这些超一线人物，都是河东人。

神奇的河东裴氏家族，从汉末到五代，整整兴盛了八百年。用史书上的话说，叫“自秦汉以来，历六朝而兴，至隋唐而盛极，五代以后，余芳而存”。仅唐朝289年，河东裴氏就走出了17个宰相，宋代欧阳修在《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将河东裴氏列在了第一位。

到了明朝，山西有两样“东西”最出名——移民和商帮，深刻改写了帝国历史。而山西移民和晋商，最具代表性的出处，还是来自河东地区。

元末明初，山西因半封闭的地理环境而受战乱影响有限，继续保持了经济和人口的优势。当时山西有人口逾400万，相当于河南、河北两省的总和。在此情况下，从洪武到永乐年间，朝廷为了恢复其他省份的经济和人口，推行大规模的“移民垦荒”政策。50年时间内，山西被强制性往外移民18次，迁出人口逾百万。

这是一段带着血泪的移民史。临汾下属的洪洞县，作为山西向外移民的一个重要中转站，日后连带着大槐树的形象，成为移民及其后代的集体记忆。

走出去的山西人，遍布北京、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等18个省。这些移民的后代，又继续辗转迁徙南方各地，乃至港澳台和海外，数百年来，早已遍布世界各地。

如今，从寻根问祖的意义上来说，大半个中国的人都可能来自山西。而洪洞县则成为中华民族移民记忆中的原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