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是历史上以勤政著称的皇帝，二十五年的皇帝生涯中，勤勤勉勉丝毫不敢有任何懒惰怠政的行为，他给自己规定每年只休息两天，一天是母亲孝仪纯皇后的生日，一天是自己的生日。除此以外，嘉庆都要埋头于各种繁琐的朝政奏章。

嘉庆能够成为乾隆的接班人，恰恰是因为自己的勤勉。作为十五皇子的嘉庆原本距离皇帝位有着相当大的距离，可他从小便表现出惊人的自制力，性格老成稳重，日常作息起居非常有规律，不擅长结交朋党，一心跟随少傅学习，行为办事秉持法度，因此深得乾隆皇帝的喜爱。再加上他在众兄弟中，仪表相貌最端庄出众。

终于公元1795年，乾隆六十岁时，将象征大清帝国最高权柄的青玉大印“皇帝之宝”交给嘉庆，成为封建历史上皇权交接的一段佳话。四年后，太上皇乾隆终于走完风流倜傥的一生，嘉庆皇帝如愿亲征。

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是“诛和倡简”，所谓诛和，是指与先帝的宠臣和珅进行清算，将和珅家族满门抄家，所得财物珍宝如数尽收宫中府库。所谓倡简，是指嘉庆颁布诏书，此后皇室的大型活动要一切从简，裁减不必要的仪仗人员，限制皇室成员不得随意出宫游行，以此来节省不必要的开支。

此外，嘉庆严格治理乾隆晚年兴起的不良习俗，地方官吏为了迎合乾隆皇帝的“好大喜功”的性格，四处搜寻古玩字画进贡朝廷，以此来换取高官爵位。嘉庆皇帝十分讨厌这种行为，他认为身为臣子应该专心朝政治理，如此媚上的行为，只会助长朝堂歪风盛行，不利于江山的长治久安。从嘉庆的行为表现来看，它与乾隆的风流奢靡截然不同，大有一副明君圣主的形象。奇怪的是嘉庆在位二十五年，不要说缔造清朝的辉煌，连康乾盛世都没有延续下去，这又是为何。

所谓“康乾盛世”确实不假，但绝不是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的总和，它的具体时段应该是从康熙中期到乾隆前中期。因为乾隆中期以后，清朝已经开始走下坡路，朝廷的府库还算充足，很多地方已然出现府库危机，一些地方财政常年处于收不抵支的状态，艰难地举债运转。

嘉庆皇帝即位后，地方府库空壳的现象已经遍及清朝各地，上到行省下至郡县，所有地方官吏无不为此焦头烂额。官府办事需要成本，衙役的俸禄支出成为最大的难题，有些地方官吏为能够给辖内官吏正常发俸禄，只好向当地的豪强地主拆借。所以，很多人往往觉得嘉庆皇帝是个“嫉贪如仇”的皇帝，实际上嘉庆此举的动机是，依靠此举来充盈府库，减少相应的人员开支。

历史上评价嘉庆是守成之主，绝非没有历史依据。嘉庆皇帝曾多次下诏自称“守成”，极力反对朝堂中议论“新政”的声音，按照嘉庆皇帝的想法，满清自有法度，那便是坚持祖宗遗训。嘉庆皇帝有本著名的《守成论》，使他读史的笔记心得，他认为古往今来，一个王朝之所以能够兴盛大多是沿袭建立之初的规章制度。一个王朝的衰败，恰恰是后世子孙故作聪明，妄想超越祖宗功业，而随意变更祖宗之法。最终的结果往往是，“旧政”废除后，“新政”搞到一半不了了之。每每说到如此，嘉庆总是感慨说“亡国之君皆由于不肯守成也”。

若是将嘉庆放在汉朝唐朝，他的观点绝对是正确的。因为嘉庆比历史上任何一位帝王都勤勉，都事无巨细，都能坚守祖宗的良法。毕竟，以往朝代所面临的环境没有太大的变化，从祖宗的事例中，汲取处理朝政的智慧，完全可以游刃有余。但是嘉庆未逢其时，清朝所面临的问题不再是周边番邦臣属于否，而是与整个欧洲资本主义世界的较量。所以，回望历史不难看出，嘉庆没有意识到问题的所在，他所谓“祖制旧法”已经显得不灵验。

读史君认为，嘉庆拥有封建历史上千古一帝的基本资质，却不具备成就盛世的思维。此时的清朝，不再是依靠勤政节俭、宽政仁德所能驾驭，而是迫切需要转变思想，寻求富国强兵之道。嘉庆是空有之志，而未得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