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机器》1992年版封面。图源：Amazon.ca
在威尔斯看来，最根本的不确定性源自人类对于不知能否保持当前发展速度的忧惧。在1895年出版的《时间机器》（The Time Machine）中，他借时间旅行者之眼描绘出进步的未来时代图景：“我看到雄伟壮观，富丽堂皇的建筑在我的周围崛起，比我们这个时代的任何建筑物都更加美轮美奂，然而，铸就它们的似乎是微光和迷雾。”②
时间旅行者最终落脚的世界也被社会分化与堕落所拖垮。惨无人道的莫洛克人是工人阶级的后裔，而天真烂漫的爱洛伊人则象征闲散的上层阶级的遗腹子。这番预测是基于他的朋友，动物学家E·雷·兰克斯特（E. Ray Lankester）对达尔文主义的理论延伸。
兰克斯特认为，由于进化是通过群体对于环境的适应来完成的，发展和进步就并不是必然而唯一的通路，所有在不积极进取，只求风调雨顺的生存方式中自甘堕落的物种都将发生退化。③这也是更为复杂的发展模式下的暗喻。任何发展都取决于彼时彼地的具体情况，没有任何进步能够通过以往的趋势进行预判。
艾瑞克·佩普（Eric Pape）在赫·乔·威尔斯所著《空中战争》（The War in the Air）第一版（1908年）中所绘插图。图源：archive.org
威尔斯的达尔文主义思想在其最负盛名的非虚构著作《世界史纲》（The Outline of History）中更加明显。这部通史从地球生命的发展和人类的演进开始论述。从新石器时代开始，无论是从进化论的观点还是从人类史上说，世界无疑取得了进步和发展，然而威尔斯也指出，在这一进程中并没有出现过任何预先可以确定的上升趋势。
他对于达尔文有关生物进化理论的阐释【几年后又在他与朱利安·赫胥黎合著《生命之科学》（The Science of Life）一书的过程中得以发展】使他坚信世界原本还有很多方式可以发展成为更为复杂的生物结构–或者更为复杂的社会。在这两个领域实现的真正进步一定是偶发的、不可预测的、开放式的。
每当人类社会获得真正的发展，威尔斯深信，其原动力一定是理性思考、科学和技术创新。然而，历史一次又一次向我们证明，创新的福祉常常在保守主义和社会动荡局势中饱受摧残，最终酿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悲剧。④
威尔斯在这里论述的是一个全新的、决定性没那么强的进步观。19世纪的世界对于进步必然性的信念是错误的，人们不仅低估了各方面的阻碍力量，更先入为主地简化了实现发展的道路，自信发展是一种必然。前世的思想家们对于世界发展的终极目标无论持有怎样不同的观点——包括在某种程度上令威尔斯钦佩仰慕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有人都将历史视为一条最终通往乌托邦的阶梯式上升的发展之路。
达尔文主义认为，生命的历史更像一根分叉的树枝，而不是一架梯子。威尔斯现在看到人类历史也是同理，拥有太多通往多种不同复杂社会形式的可能。而且，正如动物进化过程中的重大“突破”往往始于一些微不足道的苗头，人类史上最重大的进步往往也并非以延续前势为亮点。
威尔斯认为最早起源于欧洲的现代科学技术是对这番理论最好的明证。在悠远的历史长河中，欧洲很少走在世界发展的前列，而现代科学和工业的发展助其扼住了发展的咽喉，成为世界的主宰。威尔斯曾公开将这一发展进程比作生活在恐龙时代的哺乳动物的进化过程，它们从起初的无足轻重逐渐成为世界的主角。⑤
英国数学家、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1861-1947）。图源：Trinity College Chapel
这次现代化突破仅仅出现在文化进化这株树的一根枝杈上，这根树杈在当时既不是发展的主流，也绝不是最先进的那个。威尔斯并不是当时唯一一位认为现代科学在欧洲的出现根本无法根据以往历史潮流加以预测的思想家。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提出了相同的观点，他指出如果当时没有这种看似不可能的突破，人类社会不知道还会停滞不前多久。⑥
在怀特海看来，现代科学的兴起原本一直是哲学范畴的发展，直到19世纪才与技术创新相结合。威尔斯认为，欧洲崛起为世界霸主的根本原因是其地理位置的相对孤立，继而促进了航海征途时代的发展。与以往的帝国主义时代不同，此时的欧洲各国面临着争夺制海权，而非陆权的新型地缘挑战——即面向大西洋及其以外的广阔地区。最终，一种文化应运而生，这种文化不仅最终孕育了工业革命，还促进了威尔斯所谓的“机械革命”的发展——尤其是蒸汽和电力这类新型动力的发明。用威尔斯的话说，它预示着“一种拓展了人类经验的新事物……对人类生活的这种改变，开启了历史的新的一页”。⑦
威尔斯《世界史纲》（1921年）书中简图，描绘了欧洲的崛起以及“机械革命”，并最终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图片底部由大号字所注）。图源：archive.org
然而，这样的发展也带来了诸多问题。科技创新的爆炸式发展发生在一个尚未超越传统的文化和政治局限的社会环境中。技术被滥用于军事目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向人们展现了其足以造成毁灭性后果的潜在破坏力。在大战正式爆发的几年前，威尔斯是世界上最早预见到像航空飞行这样的新技术会使未来世界的冲突更具灾难性的先见者之一。
这也是他1908年出版的小说《空中战争》（The War in the Air）的主题。而1914年出版的《解放全世界》（The World Set Free）基于原子物理学在当时的最新发现，不但预见了原子能这种新型能源，还同时预言了原子弹的出现。一战后，威尔斯同许多人一样悲观地预见，下一次大战将有可能摧毁整个人类文明。
1933年，他的未来主义小说《未来事物的面貌》（The Shape of Things to Come）详细刻画了一场大战的爆发过程，这场战争令世界大部分地区沦为蛮荒之地。不过，威尔斯依然相信，由航空专家领导的一小批技术专家可以生存下来，并最终以更理性的规制重新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开启真正的进步时代。人性终将摆脱旧俗文化价值的束缚。⑧
对于未来理想社会的模型，威尔斯有着非常明确的计划。威尔斯推崇已久的理性有序的“世界国家”（World State）的理想在《未来事物的面貌》一书中得到彰显，在这样的世界里，技术创新的成果将得到公平的分配。威尔斯本人并不是民主主义者，但他认为理想世界的驱动力在于精英阶层的活动，他们是“科学的武士”，就像书中的飞行员一样改变了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