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作者｜薛冰

摘编｜罗东

《书事：近现代版本杂谈》，薛冰 著，领读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20年9月。

影印本

影印本，如同影抄、影刻本一样，是直接以旧有图书为底本，而应用照相制版和现代印刷工艺进行复制，产生的一种新版本形态。现代印刷工艺能使影印本的图文复制效果，比传统的影抄、影刻本更为接近原本面貌，而代价则低廉得多，所以自十九世纪中叶产生以来，影印本迅速成为一种广为采用的版本形态，尤其是出版经典古籍、碑帖书画。

应该说明，影印本只是一种版本形态，它在生产过程中可以采用多种现代印刷技术，包括石印、珂罗版，以及照相铜版、胶印等。所以过去的一些相关著述中，对于影印本的概念界定模糊。如贺圣鼐《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印刷术》（见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中，只以亚铅版套色胶印本为影印本。更常见的是不单列影印本概念，而将其分隶于石印本、珂罗版印本等范畴之内。不过，这就只强调了印刷工艺上的差别，而忽视了版本形态上的共性。其实，出版图书，无论采取哪一种印刷技术，决定其质量的首先是底本，而在底本制作上，至少有两种方式可供选择：一是重新制作底本，即使翻印古籍，也是另行缮写或排字制版，这往往会与底本发生差异，出现讹误。另一种是直接采用旧有图书为复制底本，自能够更为准确地反映原本面貌。古代的影抄本和影刻本之所以为人所重，就是这个道理。将影印本单列为一种版本，也是为了强调它的这一特色与优势。

当然，同样作为影印本，质量仍有参差。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就是对于影印底本的选择。无论从版本意义还是学术意义上说，底本的优劣，是一个根本的决定因素。然而影印的简便易行和成本低廉，也使它成为众多出版商牟利的手段，清朝末年的短短几十年间，几乎所有的中国经典古籍，名家碑帖，传世书画，都被影印过了，有的甚至不止一次。出版商为了获取最大利润，往往就以最常见的流通本为底本，而不肯花费较大代价寻求最佳版本。这种影印本虽然能够暂时满足普通读者的需要，但很快就引起学术界的非议，一旦有精选底本的影印本出现，就难免被淘汰的命运。

而较严谨的出版机构，乃将影印作为保存珍善本古籍且广其流传的方法。如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的《四部丛刊》《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等，由张元济、傅增湘二位学者出版家经营其事，对于底本的挑选，精益求精，且不惜代价向公私藏家借用，所以成为民国时期最重要的古籍珍善本影印本。

《吴兴刘氏嘉业堂善本书影》

其次，印刷技术也影响到影印本质量的参差。如前所述，珂罗版印本的质量，明显好于石印本，但由于其成本较高，所以清朝末年的影印本，几乎都是石印本。如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出版的《吴兴刘氏嘉业堂善本书影》五卷五册，在上海照相石印，所选底本多为宋、元佳刻，且开本阔大，高二百九十六毫米，宽一百八十四毫米，但石印效果，毕竟稍逊，以致多有漫漶之处。此书前有傅增湘先生所作长序，系统介绍了清末以来几种重要的“善本书影”的出版情况，是影印本出版史的重要资料。

照相铜版也是一种精致的影印技术，是以照相底片用化学腐蚀的方法取得铜版，属于凸版印刷，如用铜版纸或道林纸印制，效果近似照片。但由于制版时间长达数日，成本过高，当时就很少采用，流传至今的照相铜版影印本就更少了。其中著名的一部，是开明书店一九四一年出版《明代版本图录》十二卷。胶版印刷兴起较晚，是一种平版间接印刷法，同样以照相制取金属版或石版，但在印刷过程中，经过橡皮布将印版上的图文转印到纸页上，印版与纸页不直接接触。其好处一是可以减少印版的磨损，二是光滑的橡皮与纸张接触更为密致，印出图文也就更为清晰，但胶印的成本也比较高，所以在民国时期主要只用于彩印和画册印刷。

《明代版本图录》

此外，影印本的用纸与装帧，也有精粗之别。

近现代影印本，版面编排方式也各各不一。有按原大影印的，如上海同文书局从光绪十一年（一八八五）开始以石版影印武英殿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要算石印书中规模最大的工程。再如罗振玉先生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在日本影印出版的一批中国古籍珍善本，利用京都小林氏较先进的珂罗版技术，以日本皮纸精印，版心都保持底本的原貌，而装成开本统一的大册。笔者所得《六朝写本礼记子本疏义》《唐写本世说新书》等，开本统一，都是高三百六十八毫米，宽二百四十六毫米，但各本版心则仍依其旧。据说罗氏当年每种书只印一百部，并表示绝不再版，所以当时就有人估计这批影印本将“价逾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