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裔美国睡眠研究人员厄恩斯特·哈特曼（Ernest Hartmann）认为，梦境让做梦者醒来时脑中有了更多想法，而梦中的故事也是做梦者的情绪背景。哈特曼更认为，做梦者的心理问题，通常由他们的情绪状态隐喻地表现出来（参考柯立芝，2022，更多关于睡眠和梦境的信息）。

现代心理学家戴德莉·巴列特（Deidre Barrett）早就注意到心理创伤与梦境之间的联系，包括噩梦与其他睡眠干扰。

2020年，她主持了一场在线研究，将2888名成人的梦境与疫情前做梦者的梦境进行了比较。

巴列特惊讶的第一件事情是，女性的梦境相较于男性，更加深刻，也更为消极地被目前疫情所影响。

巴列特发现：女性积极情绪明显减少，消极主题增加，焦虑、愤怒和仇恨主题增多，悲伤的梦和与健康有关的梦几乎翻了一番，与死亡相关的主题增加了两倍。

而在男性群体中，同样发现积极情绪减少，负面情绪增加，对健康担忧增加了一倍，与死亡相关的主题增加两倍。

巴雷特将这些性别差异解释为，由于疫情对女性的独特影响，对男性梦境内容的影响似乎小于对女性梦境内容的影响。

例如，妇女成为家庭暴力受害者的风险更大，在性或生殖健康服务方面比男子处境更不利，受失业影响更大，部分原因是由于在劳动合同方面缺乏保障所占比例更大。

并且女性相较于男性，更被要求承担照顾老人与孩童的责任，而上述的照顾责任，在疫情大流行时期受到更大的挑战。

巴列特的研究成果与“梦的连续性假说”相符，其共同说明了现实中的担忧会延续在梦境的内容中。

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进化心理学家假设，消极情绪的普遍增长或能帮助做梦者在现实生活中面对问题并调整自己。

巴列特在男性和女性身上所发现，女性和男性与死亡相关的梦境主题增加了两倍，这与早先的一项梦境研究一致，这项研究对象是14位晚期癌症病人。

他们发现，与对照组相比，死亡主题显著增加了一倍。有趣的是，他们还发现，死亡更多地投射到梦中的其他人身上，而不是自己身上。

这些研究联合起来的结论是：具有威胁的外部条件（疾病、死亡），确实使梦境中的死亡主题增加了。

研究还支持了一个证据充分的观点：梦境在人们经历积极、消极情绪与健康调节方面，担任了主要角色。

在浩如烟海的梦境中，有一项持续的发现：为数众多的梦境，或多或少地受到了疫情影响。

奇乐斯（Kilius）等人（2021）发现，81％的样本中都报告了这样的现象，包括梦的数量和时间增长，能回忆起更多梦境内容，而生动、怪异、噩梦、惊醒与睡眠干扰以也增多。

另外，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人们更多时间就是在床上度过的。这些睡眠和梦境的变化归因于显著性假设（salience hypothesis），即梦境对人的心理影响越大，回忆频率也就越大。

这种现象也与学习和记忆理论完全一致，该理论假设任何思绪均有情绪权重，无论是清醒状态还是睡眠状态，都会影响短期记忆和长期记忆，即情绪的权重越大，回忆起来也就跟频繁。

毋庸置疑，当前疫情带来的情绪负担，是目前戏剧性梦境与睡眠变化的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