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据时期，这里生活着50万中国人、20万日本人与朝鲜人。三个民族用日语交流了40年，影响久远，大连至今也是中国日语普及率最高的地方。大连的高校无论文理都开设了日语学科，因为在大连会日语要比会英语还容易找到工作。
良好的语言环境，加上地理优势，使大连成为了日企20世纪90年代进行产业链转移的主要城市之一，而这其中又以软件外包服务最具有代表性。
“中国的班加罗尔”和“世界上的英语客服电话一半是印度人接的”雷同，大连人也揽了一大批日语客服电话。
20世纪末，日本泡沫经济破灭，面临产业升级，众多IT公司为了降低成本，准备把技术含量较低的工作业务发包给海外。1997年刚刚提出“建设大连软件园，发展信息产业”愿景的大连抓住了机会，凭借语言、地理、劳动力以及政策多方面优势，承接了日本的ITO和BPO业务。
ITO和BPO业务，简单来说就是一些重复性强、技术性低的工作，比如呼叫中心的接线和录入会计凭证等等。活儿虽然低级，但大连依然有利可图。当年经济体量第二的日本，也是IT外包第二大发包国，如果大连能够全部吃下来，这对打造“中国的班加罗尔”具有极大的意义。
对于日企，大连同样是个绝佳的地方，通过外包可以降低企业约30%~40%的成本。美国记者托马斯在2004年的时候曾这样描述：日本企业在本国雇一个软件工程师的工资，在大连除了可以雇3个软件工程师之外，还可以再雇用一屋子呼叫中心的接线员。
共赢的结果，促使大连的外包服务蓬勃发展。1998年起，不到五年就有超过2000家的日企入驻大连，软件园获得了大量从日本发来的外包订单。
随着这套外包体系的成熟，中国不再满足于只做低端的ITO和BPO，业务内容开始向产业链上游转移。不仅是写代码，提供完整解决方案的KPO业务也逐步进驻到大连。
如今在中国各地百花齐放的软件园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和现在大多数的“政府划一片地，给优惠条件”的模式不同，大连软件园是中国10个国家级软件产业基地中唯一的民营软件园区。大连软件园自己总结为“官助民办”，一方面运用市场规律和手段，另一方面借力政府的宏观指导与协调。
大连软件园是中国10个国家软件产业基地中唯一的民营软件园区
当年为了吸引日本业务，软件园各方面都花了不少心思。大连软件园董事长魏巍告诉《南风窗》记者，1996年到2007年这段时间属于大连和日本合作的高速成长期。当时确立了“中日软件产业合作战略门户”的目标，甚至直接把办公室开到了东京去拉业务。
站在园区中央环视，你也能感到软件园选址的用心良苦。软件园几乎被大连最好的几所大学围了起来——大连理工大学、大连外国语大学、东北财经大学、大连海事大学以及2002年软件园和东软联合创办的东软信息学院。
在20世纪末与21世纪初，刚毕业的大学生去日企发展，的确是个不错的选择。不过，事情后来起了变化。
年轻人与工资“最近几年，越来越难招人了。”富士施乐大连分公司的总经理绪方弘二说。
一方面是因为东北经济发展停滞，全区域的人才外流。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日企给不出有吸引力的薪水。
根据2019年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发布的报告，大连日企普通员工平均月收入为3165元，工程师为5205元，管理层为8405元。在国内IT行业领域，工程师年薪动辄30万元以上，而腾讯、华为等巨头的薪水更是可观。对比而言，日企的薪水实在难说令人满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