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8

1953年，在长江干流水库规划工作的报告会上，*第一次提出了建立三峡工程的想法：

“这么多水库依然无法控制洪水，为什么不在三峡这个总闸上就把它关起来呢？”

此后，国家便将三峡工程的建设工作提上了日程。

为了踏查“三峡工程”的可操作性，我国政府曾在1955年邀请过苏联的水利专家亲自来到三峡考察，但是苏联专家们却一致认为：

“建设三峡工程所需要消耗的财力物力太过巨大，已经超过了当时新中国所能承受的极限”。

虽然苏联专家极力反对三峡工程的投建，可是国内的大部分专家则认为三峡工程将会是一个利国利民的大好工程，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还曾在《中国水利》上发表过一篇超过2万字的文章，称“修建三峡工程是解决长江洪水灾害的唯一办法”，并且他还提出了将三峡蓄水高程再加高60米的建议。

图9

林一山的这篇文章刚一发布，时任水电建设总局局长的李锐就第一个唱起了三峡工程的“反调”。

就在林一山发表文章为三峡工程制造声势的第三天，李锐就以一篇同样超过2万字的文章怒斥了他的观点。李锐在文章中从防洪、国民经济等各种角度进行了深度的分析，他不仅认为林一山的观点“太过离谱”，甚至还放出狠话“建立三峡，大半个重庆都将被淹没！”。

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提议要修建三峡，这时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薄一波告诉主席“有个李锐是搞水电的，和林一山争论过三峡工程的问题”，*听后大手一挥，索性就在南宁会议的会场上为二人摆下了个“擂台”，一场关于三峡工程的论战就此拉开帷幕。

1958年3月25日，成都会议组正式批准了周总理关于三峡工程的报告，这也意味着三峡工程的建立决策已经基本敲定。

可是即便如此，在三峡工程“建哪里？何时建？建造高坝还是低坝？”等问题上国内的专家依然没有统一意见。

1981年，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针对三峡工程的水坝高度问题提出了4条方案，其中高坝低坝各占2条。当时很多专家都是比较赞成低坝方案，就连*同志也是“低坝派”的一员。

图10

1982年11月24日，*就曾对三峡坝高的问题做出指示：

“赞成低坝方案，希望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

1986年就在三峡工程即将动工之时，重庆市政府就以“150米方案的回水末端在重庆主城区以下，万吨级船队难以直达重庆”为由向中央申请将坝体高度提升至180米。就是这不高不矮的三十米，却差一点让三峡工程胎死腹中。

在三峡工程的“反对派”眼里，就连这“150米”的堤坝都不应该建立，你现在还要求加高180米，这简直是“蹬鼻子上脸”。

此后这些人要么独自在媒体上发表反对文章，要么抱团出击联名上书中央，在这种反对浪潮的冲击下，许多人的内心出现了动摇。

1986年3月，在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上，167位委员或单独或联名提案，对三峡工程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其中“慎重审议”、“不要上马”等观点逐渐成为主流。

但是这种局面在5年之后就再一次出现了反转。

图11

在上文提到的1992年的“投票表决”中，仅有177位委员投了反对票，支持投建三峡的人占据了出席总人数的6成之多，三峡工程的上马已然成为了“大势所趋”。

虽然三峡的投建看似已经板上钉钉，可“反对派”们依旧没有放弃。

1993年至1994年期间，即便三峡工程已经开始动工但李锐依然先后三次上书中央，建议领导“暂缓上马”、“继续论证”，可惜中央给他的回复仅仅只有四个大字——“服从大局”。

从此之后，以李锐为代表的“反对派”就很少发表他们的意见了，等到了1995年时，三峡工程已经无法回头，此时关于暂缓三峡的建议已经失去了意义，这场“三峡论战”也就至此终了了。

当年在三峡论战最为激烈之时，《人民日报》曾刊登了一篇文章，其中说道：

“美国的胡佛大坝开始争论也很激烈，最后由罗斯福总统拍板。而三峡工程反复论证，现在又提交全国人大审议，这正是社会主义民主决策的充分体现。”

根据史料记载，这场关于三峡工程的“论战”始于1986年6月，先后共有14个小组、412位专家参与到了这场论战。也正是郭来喜等专家勇于“唱反调”，我们才能以更加客观地角度，辩证地看待三峡工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