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22年，波斯帝国的大流士一世开始改革，确立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建立行省制度，修筑驿道、开凿运河，统一货币和度量衡等。

公元前221年，在李斯建议下，秦始皇也推出大一统政策，建立了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王朝，实行郡县制，“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修筑长城与道路等。

秦始皇与大流士的治国理念，的确存在一些相似之处，大流士在前、秦始皇在后，于是有人怀疑秦始皇抄袭了大流士的治国政策。实际上，秦始皇的大一统政策，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结果，至少没有证据表明抄袭于大流士。

公元前359年，秦朝正式开始商鞅变法，实行的是耕战政策，将秦国粗分为两种人，即农民与战士，不是种田就是打仗，无论是重农抑商、还是二十等军功爵等变法政策，都是围绕这一点进行的。

其中，商鞅提出“焚烧儒家经典，禁止游宦之民”、“统一度量衡制，颁布度量衡的标准器”、“普遍推行县制，设置县一级官僚机构”，与李斯提出的大一统政策中的部分内容一模一样。

显然，秦始皇的大一统政策，是商鞅变法的延续，只是将之推广到了全国范围内，不再局限于秦国一地；只是在商鞅的基础上，根据形势的不同，又增添了一些内容，比如书同文、车同轨等。

商鞅出生于卫国，成长于魏国，发达于秦国，尤其早在去秦国时，商鞅变法思想早已形成，所以才能胸有成竹地与秦孝公畅谈强国之策。从商鞅的经历来看，至少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抄袭了大流士的改革政策。

如果说秦朝可能与波斯存在联系，以至于抄袭了大流士的改革政策，那么假设一统中国的不是秦国，而是其他国家，那么它会不会出台大一统政策呢？

从中央集权上看，周代实行分封制，天子分封诸侯，诸侯内部又分封，结果周天子衰落不堪，战国时崛起七个强国，历史教训告诉战国七雄不能再分封，必须实行君主专制中央集权。事实上，战国七雄内部也鲜有“国中之国”了，当他们统一中国时，焉能不实行中央集权制，推行郡县制？

从战国文字上看，周代建立之后，并未实行“书同文”政策，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战国七雄文字不尽相同，可见上图马字，各国文字差别较大，但战国七雄中各国内部文字的统一的。如果某个国家统一华夏，为了稳固统治，非实行书同文不可。

从度量衡上看，战国时每个国家的度量衡，往往有几种，不同地区的度量衡不同，于是各国变法时，都想过解决这一问题，基本是以统一结算单位为前提，魏国是釿与镒，韩国赵国是区与又（斗），燕国是孛（觳）与厮（升）。换言之，没有统一度量衡，但统一了结算单位。因此，无论是哪个国家一统中国，最终都会去解决度量衡问题，只是解题思路不同，最终还是殊途同归。

总之，换一个国家统一华夏的话，还是会出台大一统政策，只是可能未必与秦始皇的一样。

战国时的中国与大流士时的波斯帝国大不相同，波斯帝国统治的民族众多，各自差异很大，但战国七雄都在华夏谱系之内，总体已经完成基本融合，大一统已成历史趋势，《道德经》中多次提到“取天下”之类，就说明了当时的呼声。

既然已有大一统的趋势，那么就必然会产生与之配套的大一统政策。因此，从中国历史发展来看，秦始皇的大一统政策，也不可能学自大流士，而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下面以郡县制为例：

夏商周时，生产力低下，根本做不到大一统，只能采取的是分封制，让诸侯各自管理一片土地，因此当时诸侯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体，拥有政治、经济、军事、税收等权力。

然而，商代周方国的叛乱，最终反灭了商代，周代诸侯做大之后，导致周天子权威丧失.......分封制带来了惨痛的历史教训；同时，诸侯王需要增强对土地与人口的直接治理，以提升他们的实力，或震慑国内贵族，或为了称霸等等；更重要的是，生产力的提升，让诸侯王有能力直接控制更大的地盘。

于是，楚国、齐国、晋国、秦国等纷纷开始推行县制。齐国之外的几个国家，都是在新扩张的土地上设置县，但齐国通过管仲改革，行“制鄙之制”，即“三十家为邑；十邑为卒；十卒为乡；三乡为县；十县为属；属有大夫，故立五大夫。”邑、卒、乡、县、属、中央，各级行政组织划分得非常明确。其中，楚国在公元前8世纪推行县制，秦国在公元前7世纪推行。

可以说，无论哪一个诸侯国统一华夏，他们最终都必然要实行郡县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否则帝王地位就会不保、利益就会严重受损。同理，秦始皇的其他政策，在时代的推动下，也最终会实行。

总之，秦始皇的大统一政策，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换成齐始皇、赵始皇，最终都会推出类似的政策。

其实，波斯与中国国情大不相同，大流士与秦始皇推出的政策内涵也自然不同。大流士的治国政策，与秦始皇的看似相似，却存在根本性的不同，大流士的“大一统政策”，更像有着秦始皇性格的周天子——贵族制度、行省（分封）制度，只是大流士直接掌控的实力较强，可以号令诸侯，但并没有真正实现中央集权统治，在此基础上大流士推出了统一货币和度量衡等政策。可见，秦始皇大一统政策抄自波斯大流士，纯属无稽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