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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引用了马尔克斯的一句话来形容他和故乡和父母之间的关系。我们最后一期节目主题词是故乡。他说，父母神奇在哪里？伟大的马尔克斯告诉你，父母健在，我们和死亡之间隔着一层垫子。父母不在了，我们就直接坐在了死亡上面。”
主流的文学虽然存在，却过于遥远，缺少了和谐、普适的表达方式，现代的传播中，缺乏有表达力的声音，人的内心世界，理智膨胀，内心迷茫，缺少适合那些天才们的诠释者。
谁有能力用寥寥数语，抓住事物的整体？第一季里翻译家许渊冲念着情诗，用过往的丰盈，古老岁月和原始的文学，以叙述的语言进入了一种安详的平静之中，让丰盈的情感细水长流。这也是董卿说“我爱这些老人”的原因，许渊冲面对镜头瞬间的热泪盈眶，让她被击中，“还拥有那样动人的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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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给第二季加入儿童侵犯、器官捐献、生态保护这样的话题，加入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海明威的《真实的高贵》这样的文本。“可能不那么讨喜，不能一下子被传播。”她花了很大力气让文本和人的结合度更高，依然觉得自己有“没遇上”的遗憾。
选择文本，是她的文学组的工作。有时最后一刻她还在挑剔有没有更好的读本，“心里会想看老天给不给吧”。“大家已经觉得谈情怀很虚无的时候，你还去挖掘一些真的情怀。因为这世界一定有那样一些人值得我们相信。”戏剧性描述的天分，是在文学上使观众崇敬和欣赏的能力，也是朗读时不断给读者希望的能力。
确信语言中存有真正的美感，董卿才敢诉诸简朴的风格。贾樟柯讲到故乡这个主题时，已经有了隔岸观火的柔软，不再有被人猜中内心痛苦的生硬，他解释自己为什么要在45岁那年又回汾阳去。“当初哭着喊着从汾阳逃出来的一个孩子。2006年他父亲去世了，北京的合伙人陪他一起回老家去料理后事。虽然关系很好，可他能感觉那种生疏，合伙人有点害怕。他就说乡俗太多让对方回北京吧。在守灵的一个又一个很冷的夜里，那些他曾经觉得最不重要、失去联系的儿时的小伙伴全都来了，有话没话地聊着，那么自然从容，陪着他面对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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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导演的日常想法，来自于他们的自我审视。他们比谁都清楚，自己成长、成功、失败、失望和痛苦的秘密。把语言自然而人性化，实际上非常困难，常见的问题是，一旦触及哪怕是当下的名人和名著，语言就变得残酷无情、相信宿命。而董卿在这些人物遇到的真实感情面前从未退缩，她毫无顾忌地表达它们，探寻语言叙述中人的意味。有时隐藏起来的秘密经历更深刻，更真实。当它时而远去，影响更大，让读者相信了它的存在。眼前这个活生生的人，讲完故事，语言就是自然流露的，有血有肉。文本的容纳能力更强，因为语言而变得有机了。
不断跳出舒适区
带着对文本的热情和真实表述的需要，她这几年被“知性”的评价包裹。在生活里，纤细、柔弱、女性化这些特征被她刻意摒弃，更愿意在团队面前树立“绝对理性”。董卿并不刻意追求新奇，她让朗读者们，带着一种新的魅力，温柔的泪，抚摸早就熟悉的思绪。
从浙江省艺术学院到上海戏剧学院，从话剧团到电视台，从杭州到上海，这期间她在不停更换自己的职业和学业的跑道。她内心深处曾觉得自己没什么可失去。“话剧团演员，一个月100来块钱，我毕业是90年代初，正是全国话剧最不景气的时候。”几乎在30岁之前，她在为自己果断做出判断和选择，从不惧怕从零开始。
“每一次的改变，都很痛苦，但我的判断又告诉我，可以去做。”她的每一次转变和跳跃，往回看都是冒险。到底是好还是不好，都是后知后觉。“如果真的能对自己的命运有所掌控，生命本身的魅力也会减弱的。”
但是在40岁到来的时候，她却困在一种僵局之中。她形容那是一座山峰的顶端，而自己要选择，下来，重新攀爬另一座山。“其实每一次都是一次艰难的巨大的考验，我知道放弃了什么，可是不知道能得到什么。”这句话她说得有些唏嘘。
2016年2月份，董卿以制作人身份提交了《朗读者》的节目企划。她可以只做主持人，当时的《中国诗词大会》正是董卿从综艺主持向文化节目主持转型的成功之作。她的语言，透露出的阅读量和表达力，受到了非同以往的关注。她把《朗读者》比喻成自己的孩子，守着它从孕育到出生，不舍得交到别人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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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打独斗”是她过去的习惯，做主持人允许她工作的纯粹。“准备好，上台，说完，接受掌声。”但一个社会化合作项目的制作人需要把控整个制作链。“过去20多年里我没这么舍下脸去求人。”她形容自己最初的状态是“一个念头，两页策划，三个散兵，四处磕头。”
从主持《诗词大会》到转型文化类节目的制作人。“我并不擅长台下的沟通和联络，可能内心还是比较骄傲的。之前的一切都是我自己拿命换来的，吭哧吭哧一台台地做，最多的时候一年做了132场节目。不同地方，不同主题。所以那段时间不是在台上讲话，就是在台下准备讲话。除了刻苦我不会用其他方法去获取机会。”为了《朗读者》，一年里她几乎见了几十家“有意”赞助的资方，每每自己说得口沫横飞，却只在结束时换来一句“我们合个影吧”。
现在她觉得人生进入了下半场，“才知道每一步都不白走”。话剧演员“声台形表”的训练，让她对站在台上有了笃定。
“从上场口出来虽然是侧面，但是你的头要留多少角度，让所有人知道你看到了他们，几步之后你转过来，那一刻就是站定。一个好的主持人，是敢于站定的。好的演员和主持人，可以不开口，空白是最考验一个人的，台上的几秒钟，你的身体，你的表情，你的眼睛都在告诉大家‘我有话对你说’。”
她气定神闲，不需要更多“抓手”。“语言节奏不是遣词造句的问题，而是用停顿来表达。”演员要说台词演人物，但主持人要的是主动的自我的表达。2004年，“选秀”才刚刚开始，真人秀节目还没起来，青歌赛是中国最严肃、最高级别的歌唱比赛舞台，本来没有给主持人留下太多空间。“就是报分，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然后在余秋雨和徐沛东那个文化素质考试的环节里说，请听题。”
短短的几年时间里，董卿主持的青歌赛这样的“常规”作品，却给人留下了非常规的印象。她每天下午1点进场，听彩排，采访歌手。“为什么要和你聊？晚上要用吗？”选手常常质疑。“我说可能会用。直播中我会酌情附加一点背景信息，他从哪里来、是什么样的人，这些人性化的东西。”准备几个小时，出镜用到的不过几分钟，她得取舍。“是要看着美美的，还是要顶着个黑眼圈？”
晚会主持人可以用的“空间”很小，但是董卿有她的笨办法，“能先采访一定先去采，采两个小时说几句话，和直接说几句，这个效果肯定不一样”。她记得公安部的晚会，每个英模有几万字的资料，全看完也就一人提两个问题，就那几分钟。她的提问点自然不一样。“用唾沫星子，一点点搭一个燕子巢”，她这么形容自己得到了导演们的信任。“有些人说春晚的本子不能改，但是导演跟我说，‘这个人物怎么放，你去了解一下’。等于给了一点角色给我。”
去美国做访学是她为自己人生做出的最大的转变。她已经站在中间太久，“可能百分之九十九的人觉得应该这样”。但她很明确自己的不满足。“如果我还在台里，没有出国，那么我还在不停重复。”办好了手续猛学英语的几个月里，她其实一点也没有自己设想的那么淡然。“经历了心里的跌宕起伏，一种失去的痛苦，积累了20年的东西，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不知道能得到什么。”她平时电话也不多，但当时真的没有电话打扰她了。
虽然对于出国她已经做了最大限度的心理预设，但当最后发现自己的优势被击得粉碎时依然恐慌。“我是靠说话吃饭的，语言是我最擅长的东西。但是这里，没有人知道我表达得多好，相反语言障碍使我成了一个不敢表达的人。”周围是比她小一半的年轻人在飞快地打字记笔记，等自己打好腹稿，这个问题早就过了。
“素面朝天抱着书本去图书馆”这种幸福的设想，变成了现实里的艰难时刻。原以为海外游学的日子可以过得比国内悠闲一些，没想到还要沿袭熬夜的习惯，才能对付教授的问题。当然也有收获，有很多和好莱坞制作人交流的机会。
那段时间，最痛苦的不仅仅是学业带来的压力，她觉得自己失去了自己最引以为豪的工具——语言。她对语言的热爱一方面来自于自己的天赋，另一方面则是“这个东西没有底”。
董卿说，语言和任何艺术一样，追求的是走向人心。“我去看圣彼得堡芭蕾舞团的天鹅湖，当白天鹅出场时，为了表现纤细和善良，她连脚指头、背影都是颤抖的，我一瞬间就泪目了。”她欣赏陈道明和何冰的话剧《喜剧的忧伤》，“每句话的节奏都带快了观众的呼吸，而后面的叹息又让人跟着感叹命运”。一旦把语言视为终身的目标和追求，董卿的努力不再以环境为限制。
笨功夫
董卿的家教是网上热议的“虎爸”标准。复旦大学毕业的父亲和母亲，一起分配到安徽濉溪县“五七干校”，“在那儿有的我”。安徽条件太苦，董卿一出生就被送回上海条件较好的外公家寄养。现在她看到父母帮自己带孩子，才体会了那种隔辈的爱。“就是他怎么做都对，怎么爱都爱不够。”她从小和20来岁的舅舅们一起玩，小萝卜头的童年过得自由畅快。现在网上很多关于董家父亲严苛的故事。看到母亲读书的样子觉得美，是她儿时对文字的初始感受。
“必须看这个诗，必须抄这个成语，父母当年的教育没有这么温婉。”她的“小鸭脖子”台灯下面每天贴10个小纸条，是父亲要来检查的功课。“当时孩子的信息接触面很窄，电视网络一概没有，信息的获取，只能而且完全靠书。”她有一次看到一篇文章写到了“回维也纳”，以为这也是一个成语，于是抄了下来。
董卿却很直接。“当年父亲的严苛确实塑造了我，但一定程度上我的不自信，也来源于那个时候。”她说，自己长得像和爸爸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但是言谈举止，甚至和爱人相处的方式，都会越来越像妈妈。
她觉得自己不属于“侃侃而谈”的类型。很多年前就有人不断找她出书，说她可以说的事情太多。虽然《朗读者》的电视文本书销量达到了150万册，但董卿一直拒绝给自己写。“对文字我有敬畏感，不敢轻易做。”书在她眼里实在太神圣。每天阅读一个小时是她不焦躁的根源，做起节目来的几个月，这种阅读被强制挤占。
“下意识里，我被父母寄予了很高的希望。我很少听到表扬，都是应该这样。”她说，儿时对文字的亲近感来自于毕业于复旦新闻系的父亲，而父亲感兴趣的是历史，她真正喜欢的是母亲喜欢的西方文学。
“条件很有限，没有专门的书房，但是却有包书皮的习惯。这是一件挺严肃的事，也是一个很愉悦的事。”大学以前把经典大部头都看了一遍，中学时代“自我教育就是在读书里完成的，现在这种阅读变得有了功利性的作用了”。大学开始看很杂的书了。
知性是这几年开始慢慢地附加在她身上的形容词。“我也不是突然就变得知性，而是慢慢把一些好的习惯放大。”读书在董卿看来“不是事儿”，更不值得炫耀，只因为自己从事抛头露面的工作，容易得到鼓舞和激励，“有了一个绽放的舞台”。读书对于需要表达的人，真是一个巨大的帮助。比起更多喜欢看书但从事一般行业的人，她觉得自己只是“容易被看见，影响很多人”。
她要找一个与自己相契合的形态，如果没有就自己创造一个。
每一期《朗读者》，她写的“札记”在网上流传成了“范文”。她并无幽深的表达，属于现实的美感，洋溢趣味，回应人的诉求。这些词句包含了她思考的愉悦，温和又带着轻微的古典气息。
“长久以来的学习给我带来判断力。知识也好学问也好，人怎么样更好地活在这个世界上，怎么和外界相处，怎么和自己相处，我阅读、观察、思考的东西，都在帮我达成这个目的。”
我说文学是黯淡的，董卿不同意，她说它“不夺目”，“但其实真的有光，我自己一次次被感召、被照耀过”。她说起某篇文章还会起鸡皮疙瘩，聊到采访对象会激动。“文化本来就不是热点，以后我还敢不敢舍了命去做？”她倒自言自语起来，“我与文学互相借力。只要我自己能被打动，这个东西就能感染其他人。”
（本文刊发于《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第33期，点击文末封面图即可一键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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