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疆

狮子并不是我国的本土物种，但石狮却是我们现代生活中最常见的装饰形象。长久以来，中国文化中的狮子是一种介于现实与想象之间的特殊存在。一方面，狮子被视为如辟邪、天禄一般的神兽，另一方面，作为贡品的狮子是中国封建王朝朝贡体系的见证者。随着东汉以来佛教的传播，狮子身为佛教护法的瑞兽形象深入人心，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了丰富多彩的狮子文化，不仅以狮子为造型的民间艺术琳琅满目，而且在文学家笔下还演绎出河东狮吼的千古趣闻，并进一步衍生出吃醋文化。

中国人对于狮子的认知来自一种遥远而浪漫的想象。战国时期成书的《穆天子传》中记载了周穆王西巡拜访西王母的奇幻经历，途中所见“名兽使足走千里，狻猊、野马走五百里”，《尔雅·释兽》解释道，“狻麑，如虦貓，食虎豹”，虽然晋代郭璞作注时将狻麑解释为狮子，但狻麑本质上是一种神话形象。汉代假托东方朔之名的《海内十洲记》中，东方朔向汉武帝描述了西王母神话世界里的西海聚窟洲上，除了“宫第比门，不可胜数”，还有“狮子、辟邪、凿齿、天鹿（禄），长牙铜头，铁额之兽”，将狮子与辟邪、凿齿、天鹿等神兽相并列，可见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狮子仍然是一种虚构的意象。

随着汉帝国与西域邦国建立联系，现实世界中的狮子才逐渐被国人所了解。最早关于真实狮子的记载出自《汉书·卷九十六上·西域传》：“乌弋山离国（注：伊朗高原东部古国）……有桃拔、师子、犀子”，根据季羡林的研究，“师子”的名称来源于焉耆语sisak的音译，当时被写作“师子”；直到宋代以后，史料中才用狮子取代了“师子”。由于“乌弋地……绝远，汉使希至”，因此最初只是带回了有关狮子的信息。后来，长安城外的皇家苑囿开始蓄养狮子，据北宋宋敏求《长安志》引《三辅故事》载，“师子圈在建章宫西南”，但遗憾的是，对于那些最早来到长安的狮子，史书中并没有明确记载。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汉武帝平定南越，开启了通往南亚、东南亚的海上贸易通道，当时南方沿海一带的城市里出现了狮子形饰的饰品（图1）。

图1：西汉串珠饰（上）及其中的雌雄琥珀狮形饰（广州恒福路银行疗养院M21西汉中期墓出土）

东汉年间，史料中首次出现了贡狮的记载；与此同时，佛教的传入也让更多普通人开始了解狮子。《后汉书·章帝纪》载，章和元年（87年），“月氏国遣使献扶拔、师子”；一年后，汉和帝即位，《后汉书·和殇帝纪》载，“安息国遣使献师子”；永元十三年（101年），“安息国遣使献师子及条枝大爵”；《册府元龟·朝贡第一》载，汉顺帝阳嘉二年（133年），“六月疏勒国献狮子、封牛”。如此一来，才有了颜师古注《汉书·西域传》引三国孟康“师子似虎，正黄，有髥耏，尾端茸毛大如斗”这样真实的描述。然而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对狮子的了解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佛教的传播。西晋竺法护翻译的佛经《佛说文殊师利现宝藏经》载，“譬如猛师子者，百兽之王，无所惧也”，到了西晋，《骈字类编》转引束晰《发蒙记》载，“狮子五色，而食虎于巨山之岫”。或许正是来自佛教“五色狮食虎”的认知，才让郭璞将狮子等同于以虎豹为食的狻猊。

图2：东汉时期墓阙前的石狮形象

佛教中身为护法的狮子可以镇邪避恶，于是以狮子为造型或原型的石像开始出现，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洛阳的工匠有幸目睹了来自西域的贡狮，雕刻出的狮子形象十分逼真，甚至还有一些工匠被请到外地去雕造。民国时期出土于山东临淄的石狮颈部便刻有隶书题铭“雒阳中东门外刘汉所作师子一双”，原本这对石狮矗立在陵墓神道的石阙两旁（图2-左上）。桓帝建和元年（公元147年），石狮出现在了山东嘉祥武氏家族墓地的神道上，这也是迄今为止最早有确切纪年记载的石狮（图2-右上）。与此同时，以狮子为原型所创造的神兽形象如辟邪、天禄等石雕也在这一时期大量涌现（图2-下；图3），它们都是在西王母神话世界里与狮子相并列的西域异兽。

图3：东汉时期的石辟邪和石天禄

魏晋时期，书画艺术的繁荣使得以祥瑞吉兽为造型的青瓷水盂开始流行起来，其中就包括了狮形和胡人骑狮形水盂（图4），这些狮形器的出土地点大多位于水井、砚池和墓葬中的文房用具旁。除此之外，中原也似乎受到了来自西方萨珊王朝猎狮文化的影响。张华《博物志·卷三·异兽》记载了曹操北伐乌桓时，在白狼山一带遭遇狮子，“使人格之，*伤甚众，王乃自率常从军数百击之，狮子哮吼奋起，左右咸惊。王忽见一物从林中出，如狸，起上王车轭，狮子将至，此兽便跳起在狮子头上，即伏不敢起。于是遂*之，得狮子一。还来至洛阳，三十里鸡犬皆伏，无鸣吠”。后人对于曹操是否真的野外搏狮始终存疑，毕竟狮子并非产自本土，而且让狮子畏惧的“狸”究竟为何物也不可知，国内有学者认为这是基于萨珊波斯文化中的猎狮隐喻所杜撰出来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