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海外倾销还是去产能，抑或发动战争，都是对生产资源的浪费。

用“浪费”来解决经济问题怎么看都不合理，后来由于核威慑的存在，热战的可能性极大降低，于是思路转向以刺激有效需求为纲。

工业革命之后，地球亿万年所储存的地质能源得以释放，产业经济发展迅速，人类结束了存量争夺，迎来增量时代。

看到了增长，人们相信自己未来收入会越来越高，便敢于向银行借贷，银行也相信从们将来会赚到更多钱，便愿意借贷给人们。

有了信贷，也就有了债务周期。

凯恩斯主义解决上述例子中问题的方式，是借40给工人和农民，这样他们就能消费掉全部的90瓶酒了，再加上资本家消费的10瓶，生产和消费刚好达成平衡状态。

但借来的钱是要还的，一旦工人和农民的还债周期到来，他们就必须压缩消费，于是消费与生产再次失衡。

所以信贷不解决根本矛盾，只能将生产与消费不平衡的问题向后拖延，直到“长债务周期的末期”。

在金融资本时代，资本家的财富分配，来源于资本流动，即全球化状态下的“水往低处流”——资本流入人权底线更低、环保要求更差、人力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

金融资本通过控制全球化的生产和商品流动创造更高的利润。

一旦一国债务高企，增长趋缓，外部威胁加重，资本外流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债务危机就会爆发，这就是金融资本时代经济危机的特征。

疫情后各国债务再上一层楼，直接偿还已无可能，债务货币化是最后的解决路径。

简单说就是超发货币稀释债务。

但是货币发行是通过政府、企业、居民增加负债来实现的，这就等于用更大的债务来解决眼前的债务。

那么累积到未来的债务怎么办呢？能否一直无限循环下去？

货币能否继续超发，债务能否循环累积，有两个基本问题需要解决。

第一是汇率问题。

货币超发→ 货币贬值→资本流出→汇率崩溃……

由于货币信用即是国家信用，所以汇率崩溃通常会导致政治危机，加剧资本外流，造成恶性循环。

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全球同时宽松”，美联储作为世界央行，它的行动尤为关键。

事实上，美国利用美元霸权的优势，多次通过美元的扩展和收缩周期将其国内的债务问题输出到全世界，70-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90年代的东亚债务危机都与此有关。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美联储带领全球开启QE之路，进行货币扩张，2014年之后则开始缩表引导美元回流，俄罗斯、土耳其、阿根廷……新兴国家纷纷遭遇汇率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