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记载，张子房散尽家财千万后在去拜会仓海君的时候，寻得了一位大力士，于是张良为力士打造了一个重120斤的大铁锤，谋划在秦始皇东巡时刺*秦始皇。公元前218年，张良等到了这个机会，秦始皇东巡，路经博浪沙，张良与大力士同行埋伏，在博浪沙椎击刺*秦始皇，结果误中副车，秦始皇得以逃过一劫。但张良此举“天下振动”，怒火中烧的秦始皇“大索天下”，求贼甚急。于是张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后世对张良刺秦行动多加褒奖，包括太史公司马迁甚至对春秋战国乃至秦汉时期社会流行的游侠之士人竟单独立有传，而后世如诗仙李白、宋苏轼、清毛际可等都对张良刺秦之举大加赞赏。毛际可就说“子房之原本忠义，又非荆轲之借交报仇，所敢望也”，认为荆轲刺秦不足以与张良为报国恨家仇的追求来得更为“高义”。

走上逃亡之路的张良终于在下邳寻得安身之所，此时的他仍然好行侠仗义，项伯曾经*人，被张良救助收留（鸿门宴的时候项伯应张良之请求救刘邦即可知），一同隐匿。从史书上看这些记载，我们发现张良青壮年时代是个不折不扣的热血青年，行侠仗义的勇士和喜欢仗剑走天涯的侠客，他竟然和刺客同时行动去刺*秦始皇（雇主并没必要与刺客同行），甚为勇敢，以身犯险，大有春秋战国侠士之遗风，颇有李太白所云：“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的侠客情怀。

张良为什么不惜万金之资刺秦，并舍家赴难？史*载是“为韩报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韩故”。实际上，一个人的行为举止除了个人思想观念和文化素养外，还会受到社会大坏境影响。张良刺秦是与当时的社会大环境有关的，即从外部大环境（社会根源）看这个事件，表现为2点：一是秦统一六国后虽为历史大势所趋，且秦始皇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进行了改革，但他也有暴政一面：统治时徭役繁重、刑法严酷、好大喜功、滥用民力，全国竟出现“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织，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的严重又显尴尬的局面（如此大费周章但国家百姓却不见安居乐业，是否尴尬？），因此当时社会流行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言论，即六国旧贵族的仇秦情结（六国贵胄不仅是对亡国之恨，也有暴秦暴政的厌恶）。二是六国刚灭不久，春秋战国刺客之风尚盛。纵观秦始皇一生，历经四次行刺事件：公元前227年的荆轲刺秦、公元前221年的高渐离刺秦、张良公元前218年的刺秦和公元前216年的秦始皇在兰池遇盗事件。实际上，在往前一点时间，即战国四公子（孟尝、平原、春申和信陵）的事业，应是张良效仿原因之一，因为他们离张良生活的年代并不久远，如春申君（前320-前238），子房对他们的事迹定不会陌生。

从个人原因说，一方面确如史记记载的，是为报韩，实际上既是国仇也是家恨。当然，这有一定深刻的社会思想根源：君之仇视父，师长之仇，视兄弟，主友之仇，视从父兄弟。”秦汉时期“孝”是治国方针，家庭的孝悌延伸就是宗亲、国家的孝悌，父母之仇可延伸至君仇、国仇。另一方面，古人的立名观念很强，所谓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的“三不朽”观念，归根结底不过“立名”而已。张良自己就曾对早年刺秦之事颇为得意：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仇强秦，天下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