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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时只有三千人，为什么可以成功？

　辛亥革命相关影视剧照

　　1911年，当时的湖北新军，只有一镇一协（一师一旅），一共一万两千人，起义前，大约两个标（团）调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起义的部队，除五个营和两个标（团）没有参与外，一共只2000多人左右，再加上后来加入的零散士兵，起义士兵，总共不足3000人，后来当事人回忆说有4000人，就算三四千人吧，这么点人怎么能成功？

清政府新军制服戎装图

　　好问题，为什么呢？原因如下：

一、当时起义士兵都是抱着必死的决心，造反失败也是必死，不如拼到底也许有活路。未响应的部队，都是拿朝廷俸禄的，怎么可能拼命打，他们除了做了一些零星抵抗外，就都逃散了。

　　二、打下武汉之后，只凭这三四千人怎么守得住呢？于是上天扔了两个天大的馅饼给了起义军。当起义军打下湖北藩库后，里面居然存现洋、银、银元、库银、铜元，洋元票、官票等四千余万元，对！你没有看错，是四千余元万，这其中，未盖印的官票有两千万张。要知道，到辛亥年，朝廷岁入也不过两亿四千万元。

　　这就好像打游戏，钱粮，武器，兵源一下子变成了999999了，开挂了一样。（看着好兴奋）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距离今天已经过去109年了。

有关辛亥革命的研究、争论却一直激烈，自上世纪90年代初起，有学者反思激进主义，批评革命党人，认为辛亥革命是激进主义，提出如果在清政府主持的“立宪”下，中国后来的历史可能更少波折。

　　不经过激烈变革尤其是剧烈革命造成的大动荡而收取变革、革命所带来的社会进步之实效，无疑值得鼓吹和追求。但若以近代中国为辛亥革命“过激”、以此反对“激进主义”，则有违史实甚矣！“激进主义”的危害确易为许多“正义在手仇恨在胸”之士所忽略，所以提醒人们对其抱以警惕当然大有意义，但想以如此简单、主观的历史解读来消解“激进主义”则不啻是南辕北辙，无裨于事。因此，与其指责近代中国的“激进”，不如冷静客观地分析究竟是谁“激进”、这段历史何以“激进”，方能对症下药。

　　“辛亥革命”这些年来几乎成为“激进”的代名词，但人们似乎忘记，被尊为“辛亥之父”的孙中山并非一开始就想“干革命”的，而是想方设法通过王韬上书李鸿章，想走“改良”路线。只是在“改良”被拒之后，他才立志“革命”。清政府的“新政”和“立宪”之所以被辛亥革命“打断”，主要在于它的“新政”、“立宪”一拖再拖、非常被动。

风雨飘摇的清末，最后的两位掌舵人

　　辛亥革命的爆发当然是偶然的，但它的成功、或者说清王朝的覆亡却并非偶然，而是清王朝在鸦片战争后面临一次次避免最终灭亡的机遇面前，总是做出错误的选择，使矛盾逐渐累积最后爆发。

　　鸦片战争中，清政府被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打败，林则徐、魏源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被指责为“以夷变夏”；二十余年后洋务派才开始仿造洋枪洋炮，也被斥为“奉夷为师”、“溃夷夏之防，为乱阶之倡”。敌人的武器远远胜过自己，尽最大可能学习、掌握、拥有这种武器，本是每一个“正常”的政府的正常反应，但当时华夏中心论的清廷，却无此“正常”反应。

从1865年有人提出建电报到1879年朝廷最终同意，争论了整整14年时间；

从1872年有人提出修铁路到1889年朝廷最终同意，争论了整整17年。

诸如架电线、修铁路、造枪炮对自己的好处、对自己生死存亡的重要显而易见，不需要远见卓识、高瞻远瞩的政府就能看出。此类事涉及利益相对不大，尚如此被动，直接分配、调整利益关系的制度变革，就更不必说了。

　　惨败于日本的“甲午战争”使一些中国人认识到体制变革的重要，发动维新变法，却被残酷镇压。“戊戌变法”实际是非常“温和”，但清政府却以十分“激进”的手段来对待如此温和的变革，“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康、梁等被迫流亡海外，新政尽废。

当清政府连“体制内”的改革者都不能容忍，把他们推向“体制外”时，“体制外”的社会下层如留学生、会党便不可避免地成为变革的主要动力。一旦“体制外”的力量成为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力，就很难在旧体制的框架内进行和平改革。这种体制外的力量，一定要用暴力从根本上打破、推翻旧体制。这样，清政府实际是自己将自己的可控空间再次紧缩，已经微乎其微，至多有“一线希望”。

然，清廷对这“一线希望”亦未珍视，一场社会革命便难以避免了。

　　只是在经历了两年后的“庚子巨变”这种大流血之后，它才在“内外交迫”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地开始“新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