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十年禁渔之前，长江渔业的过度捕捞现象已经非常严峻了。

另外，在长江宣布“十年禁渔”之前，春季禁渔制度已经在长江干流实施了18年，这也是为了保护珍稀鱼种而对渔民作出的强制性要求。加上增殖放流以及各种环境影响补偿措施，林林总总投入了上亿元，但是这依然没能留住“淡水鱼之王”长江白鲟。

如今，长江鲟已经难觅踪迹，长江江豚只剩下1000多头，中华鲟也因为“难产”而面临着种群生存危机。这些旗舰物种是长江生命力的象征，对它们的保护至关重要而且迫在眉睫。

全球目前共有27种不同的鲟鱼，全部都分布在北半球。中华鲟属于溯河洄游型鱼类，它的整个生活史有90%左右都是在海洋中度过的，每年的10~11月份，发育成熟的中华鲟都会从长江口逆流而上，洄游到长江中上游产卵，繁殖的高峰期在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当中华鲟的受精卵孵成功，幼鱼会在淡水中生活9~11个月，之后就会返回海洋继续生长。

虽然中华鲟的一生中只有10%的时间是在淡水中度过的，但恰恰是这10%给整个种群的繁衍带来了致命打击。

经过长期的调查及科学的论证，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导致中华鲟自然种群衰退的根本原因就是葛洲坝水电站的阻隔，而长江上游一系列梯形水电工程的蓄水运行则是导致中华鲟自然繁殖中断的关键因素。

▲▲近40年来长江流域梯级水电开发示意图，能够成功通过这些“关卡”的中华鲟寥寥无几。

水电大坝对中华鲟的影响是不可逆的，我们也只能通过其他措施来补救，比如增殖放流、修建鱼道、寻找新的产卵场等等。

中华鲟的人工增殖放流已经持续了40多年，但是效果却一直不理想。而修建鱼道更是一个世界性难题，目前的鱼道设计方案并不科学，“九曲连环”一般的迷宫路线大大增加了中华鲟洄游的难度。

至于最后一项，寻找新的产卵场，这一点倒是不错的考量。葛洲坝截留前，中华鲟产卵场的分布范围超过600公里，数量有19处之多。葛洲坝截留后，中华鲟原有的产卵场全部都无法利用了。

幸好，在距离葛洲坝4公里的江段上又重新形成了唯一已知的稳定产卵场，但是面积还不到截留前的1%。这个产卵场被视为中华鲟的最后“庇护所”，野生中华鲟已经在这里进行了连续31年的自然繁殖活动。

但让人担忧的事又发生了，从2012年以来的7年中已经有5年出现了产卵中断现象（今年的监测结果还没有出来）。如此一来，唯一的产卵场也无法利用了，中华鲟的野生种群似乎已经被推到了“生死攸关”的地步。

▲▲研究人员打算结合荆汉生态新水道项目，在虎渡河人工构建新的中华鲟自然产卵场，希望这次尝试能够获得圆满成功！

有人认为，即便野生的中华鲟无法繁殖后代，我们还有人工繁育的中华鲟，因此中华鲟根本就不存在灭绝的风险。

在理论上可以这么认为，但是把中华鲟的种群保护全部寄希望于人工繁殖也不是“一劳永逸”的。

人工繁殖中华鲟主要是为了增殖放流，但是从1983~2018年的36年间，中华鲟幼鱼的放流数量共有712.81万尾，接近成年的中华鲟也放流了3231尾。然而即便如此，还是没能阻止自然种群的持续衰退。

中华鲟鱼苗放流

据了解，放流的中华鲟幼苗一般只有3~5克，生存能力很弱，再加上长江的水质状况迟迟得不到改善，这些幼鱼能够存活下来的几率微乎其微。正因为如此，很多人都不支持中华鲟的人工放流。甚至有不少学者提出，人工增殖放流根本就拯救不了中华鲟。

对于那些人工放流的成年中华鲟，它们也很难在长江中顺利繁殖。由于在人工养殖环境下生活了很长时间，成年的中华鲟被放流后很难找到在长江中的洄游路径，因此也就无法回到上游的产卵场进行自然繁殖，这和增殖放流的初衷是相矛盾的。